前言
这本书其实去年就加入了阅读列表，去年的六七月读了一点，但是后来没读完，所以这次索性又从头开始读。
这本书很容易让人联系之前的《Factfulness》，在宣扬乐观和进步的观点的同时针砭时弊。不过因为内容比较长，到后面章节其实对这种叙述倒是有点疲惫了。
摘抄
我将用本书证明，这种对世界状况的悲观看法是错误的，而且是大错，错得离谱，错得不能再错。
启蒙运动四大理念的启发，也就是理性、科学、人文主义和进步。
诉诸理性，并同意将自己的观点交给客观标准来检验。
借助自愿交换，人们通过追求自己的利益来使他人受益，就像亚当·斯密所说：“我们的晚餐，可不是来自屠夫、酿酒商和面包师的仁慈，而是来自他们对自己利益的关注。我们并非求助于他们的博爱，而是求助于他们的自利心。”
熵
“1928年，物理学家亚瑟·爱丁顿（Arthur Eddington）写道：
我认为，熵永远增加的定律应该是自然界一切定律的最高定律。如果有人告诉你，你所偏爱的宇宙理论与麦克斯韦方程组不符，那么有可能是麦克斯韦方程组的问题；如果你的理论与实验结果相互矛盾，那么也许是实验者搞砸了。但如果你的理论违反了热力学第二定律，那就没有任何希望了，除了在深深的耻辱中轰然倒塌，没有别的结果。”
熵与人类事务有何关系？生命和幸福取决于无限多可能中的一组概率极小的有序安排。
因此，当事物发生变化时，如果没有人对变化进行引导，这种变化就很可能向坏的一面发展。
换句话说，就是不断地吸收能量，以抵抗熵的侵蚀。
信息可以理解为熵的减少，是将有序的结构化系统与大量随机、无用的系统区分开来的要素。
信息、计算和控制的原则弥合了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鸿沟，前者受因果关系制约，后者以知识、智能和意图为内容。
控制论，或者说反馈论。这个理论解释了一个物理系统为何能表现出目的性，换句话说，就是以目标或目的为导向。它能以某种方式感知自身以及环境的状态，拥有一套目标状态的表征，也就是它“想要”什么、正在“争取”什么，具备对当前状态与目标状态之间的差异进行计算的能力，以及拥有一组对应特定结果的行为指令。一旦这个系统被联通，它就能触发相应的行为，以减少当前状态与目标状态之间的差异，这就可以被视为追求目标，而如果能够充分预测外部世界，它就能够实现目标。
利用知识来引导能量是遏制熵的重要法宝，获取的能量越多，人类的命运也就越美好。
科学革命的一个重大，或者说最大的突破，就是祛除了“宇宙充满目的”的直觉思维。
贫穷也不需要解释。在这个由熵和进化操控的世界中，它是人类的一种预设状态。各种物质材料不会自动变成房屋和衣服。各种飞禽走兽也是千方百计地避免成为人类的盘中之餐。正如亚当·斯密所说，我们真正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会产生财富。然而即使在今天，虽然没有人再相信事故或者疾病的背后有恶人在捣鬼，但在讨论贫穷问题时，却总在争论谁应该为此负责。
进化
进化决定了敌意无处不在
进化还造成了一个负担：我们的认知、情感以及道德能力只适用于古老环境下的个体生存与繁衍，而并不适应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要理解这一点，你不必把自己看成是不合时宜的穴居人，只须明白，进化是以漫长的世代更迭为时间尺度的，因此它还来不及改造我们的大脑，去适应现代的技术和制度。人类所仰仗的认知能力在传统社会中曾经应付自如，但在今天却显得漏洞百出。
人类的认知具有两个特征，使它能够超越自身的局限。[29]第一个特征是抽象思维。第二个特征是组合、递归的能力。
尽管人性存在种种缺陷，但只要人类能设计出各种原则和体系，将局部利益引导为普遍利益，那人性也包含了自我完善的种子。这些原则包括言论自由、拒绝暴力、合作精神、世界主义、尊重人权，以及承认人类天生容易犯错。这些体系包括科学、教育、媒体、民主政府、国际组织和市场。无独有偶，它们也正是启蒙运动最主要的精神成果。
最明显的就是宗教信仰。接受某种信仰，就意味着绝对相信，而不需要充分的理由。
负面新闻本身就会产生负面的后果。大量阅读新闻的人非但不能更好地了解现实，反而会对现实产生误判。
自然选择所偏爱的，是那些在年轻时活力旺盛的基因，而并非那些使我们活得更为长久的基因。这种偏爱缘于时间的不对称性：在一个充满风险的世界，我们在任何时刻都有可能被突发事件所击倒，例如闪电或者山崩，这消解了造价昂贵的长寿基因所能带来的利益。
因此，启蒙运动将‘我如何才能得救’这一终极问题转化为了务实的‘我如何才能快乐’，从而开启了一种对个人和社会进行调整的新实践。
市场经济与全球化
院长在主持教职员工会议，此时一个精灵出现，答应院长可以从金钱、名誉或智慧三个愿望中选择一个来实现。院长回答说：“这很简单。我是个学者，我将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学术，当然要选择智慧。”精灵一挥手，消失在一阵烟雾中。烟散了以后，大家看到院长双手捧头，陷入了沉思。1分钟过去了，10分钟、15分钟过去了。最后，一位教授忍不住问道：“怎么样？嗯？”院长喃喃地说：“我应该拿钱的。”
市场经济长于最大化社会的平均福祉，但是我们同时也需要关注它鞭长莫及的角落和掉队的个体。国民对穷人的同情（这种同情里掺杂着生活优渥者对世事变幻的未雨绸缪），使他们心甘情愿地贡献出自己的部分积蓄来减轻贫困对社会的影响，这也就是政府的财政收入
全球化里的“输家们”，他们是富人阶级里垫底的人，财富的累计增长率还不到10%。这些正是当下关于贫富差距的新言论传播焦虑时的目标人群：他们是“空心化的中产阶级”、特朗普的支持者、全球化进程的弃婴。
“每当他听到“纯天然食品”这个词时，他就忍不住要发牢骚：
对于生态学家来说，没有任何农业产品是天然的！你把一个运转良好的复杂生态系统，分割成长方形的方块，清理干净，然后将其捶打成想要的样子来轮作种植。你破坏它的草皮、将土地耕作平整、用大量的水持续灌溉。然后，你在这片土地上种满单一作物，这些植株严重受损、无法独立生活。每一株作物就像一个只有某一种技能的专家，狭隘而可悲，经过几千年的同系杂交成了遗传上的白痴！这些植物如此脆弱，它们不得不“驯化”人类，好让人们无止境地照顾它们！[7]”
相反，当最容易获取某种资源的供应变得更加稀缺时，它的价格就会上涨，从而鼓励人们去保护它，去开发较不易获取的矿藏，或者去寻找更便宜、更丰富的替代品。
事实上，认为人们“需要资源”本身就是一种谬误。[17]人们需要的只是“手段”，可以种出粮食、四处移动、照亮房间、显示信息以及其他可以获得幸福的“手段”。人们可以用“想法”来满足这些需求：用食谱、公式、技术、蓝图和算法来操纵物质世界以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自由与民主
即便民主选举作为民主制度中的精华部分被广为认同，但是究其本质不过也只是政府用于管理民众的一种手段罢了，民主选举并不总是对民主制度有益的。
主张“民主”不应该被看作是“由谁来统治”这个问题的答案（答案当然是“人民”），而应当被视为一种非流血的手段，目的是为了移除不称职的领导人。
人们开始把自由放在安全感之前，把追求多样性放在整齐划一之前，把自主放在权威前，创造高于墨守成规、个性大于从众。也有的地方会把解放主义价值观叫作自由主义价值观，在经典含义中，自由主义价值观（liberal values）同时包含了“自由（liberty）”和“解放（liberation）”的意思
衡量自由主义价值观最准确的单一参数是世界银行的知识指数，知识指数综合考虑了人均教育水平（成人的读写能力以及高中和大学的就读情况）、信息获取渠道（电话、计算机和互联网用户数量）、科学与技术生产力（科研人员数量、专利数量和期刊论文数量），以及制度完备性（法律健全性、政策质量和经济开放性）。[44]韦尔策尔发现知识指数与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一致性高达70%，这让它成为远比GDP优秀的预测指标。[45]统计的结果印证了一条启蒙运动中关键的洞见：知识和健全的制度带来道德上的进步。
生活幸福
智人——“智慧之人”，是一种会用信息反抗熵增侵袭和进化压力的物种。
在环境逐渐改善的几十年中，智力哪方面的表现提升得最快呢？出人意料的是，最明显的提升并没有发生在任何由学校教授的实用技能中，比如常识、算术和词汇，而是发生在了抽象、随机应变的能力上，比如用以回答找异同问题的能力（“一小时和一年有什么共同点？”）、类比能力（“鸟之于蛋相当于树之于什么？”），以及完成视觉矩阵测试（受试者需要选取复杂的几何图形，并严格按照固定的顺序进行排列）所需要的能力。
但是只有价值不菲的，享受美学、智力、社交、文化和自然的能力才是人类进步殊途同归的终极形式
我们常常为美国即将到来的‘退休金亏空’操心，却忘记了‘退休’这个概念从诞生到现在还不足50年。就在不久以前，美国男性居民的人生只分为两个阶段：工作和死亡……
技术进步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能够丰富生活的业余时间。它带给我们的还有光（light）。光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人们选择以它作为高级智慧和精神境界的象征：启蒙（enlightenment）。在自然情况下，人类生活中有一半的时间要在黑暗里摸索，而直到人造光源的出现才让我们能够充分利用夜晚的时间阅读、赶路和辨别来者何人，不然我们就只能在晚上抓瞎。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把光源这种价值连城的资源的成本暴跌（以及由此导致的普及）誉为人类进步的象征。
随随便便猜测别人如何安排假期的行为有些先入为主的嫌疑，不过我们可以把注意力放在某一些几乎所有人都不会有异议的、实现美好生活的必要追求上：加强与爱人和朋友们的联系、体验大自然和异域文化的富饶，以及享受智慧与美学的创作成果。
尽管我们会对长途客车和导游不胜其烦，成群的自拍者和他们拙劣的照片让人忍无可忍，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有机会多接触一些关于我们这个星球的异域风光和物种，总要好过一辈子徘徊于故乡的那几条街道里。随着人们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和航空旅行费用的减少，更多的人有机会探索这个世界
伊斯特林悖论描述的现象是，虽然在一个国家内，更富裕的条件会让人们的生活相对更幸福，但是在国家之间，富裕国家的居民并没有比贫穷国家的居民更幸福。而如果从历史上比较，随着国家变得更富裕，国民的幸福感并不会增加。
人们认为最有价值的东西应该是生命本身，与之相当的还有健康、教育、自由和休闲娱乐。
理论上来说，自由与幸福没有直接的关系。致命的诱惑、安逸的享乐，人们会拜倒在这些对他们不好的东西脚下，置警告他们的箴言于不顾，然后在事后对自己的选择追悔莫及。
生活幸福但是空虚寂寥的人往往什么都不缺：他们健康、经济宽裕、多数时候自我感觉良好。而追求生活意义的人倒可能无福消受这些。追求生活幸福的人生活在眼前；而追求生活意义的人则反思过去，绸缪未来。生活幸福而空虚的人是占有者，是受益人；追求生活意义的人则是给予者，是施益人。为人父母者，从孩子身上收获的是意义感，但不一定是幸福感。
我们可以把幸福看作是一个古老生物反馈系统的产物，这个系统追踪我们在自然环境中追求健壮康乐的过程。通常情况下，如果我们变得更健康、舒适、安全、富足、社交关系稳固、性生活满足并为人所疼爱，那我们就会觉得更幸福。幸福感的作用是指引我们追求与康乐有关的事物：当我们感觉不幸福的时候，就会想方设法争取那些可以改善处境的资源；而当我们感觉幸福的时候，就会变得安于现状。
多罗西·帕克写过一首令人毛骨悚然的诗，题为《简历》（Resumé），诗歌的结尾是这么写的，“枪是非法的；绞绳不够紧；煤气很难闻；你还是活着吧”
那些感怀传统生活和习俗的人大概忘记了我们的祖先是如何拼尽全力想要逃离那种生活。
其他
民粹党派也能推动他们的目标，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他们催化了2016年的英国脱欧公投，有52%的大不列颠人支持脱欧。
没有什么能比特朗普的竞选口号更能体现民粹主义中的部落主义和倒退精神：让美国再次强大。
诸如格陵兰岛和南极洲等地的陆地冰盖融化时，才会导致海平面上升
人类乳头瘤病毒（HPV）是通过性行为传播的，是引起宫颈癌的主要原因，但是可以通过接种疫苗来进行预防。乙肝也可能通过性行为传播，也会导致癌症，同样也可以通过接种疫苗来进行预防。但是，HPV疫苗却酿就了一场政治风暴，家长们纷纷群起抗议，称政府不应该用这样的方式让青少年可以更轻易地发生性行为，而乙肝疫苗却毫无争议。卡汉认为，其区别就在于两种疫苗的引入方式。乙肝被视为常规的公共卫生问题，就像百日咳或黄热病一样。但是HPV疫苗的制造商却去游说州立法机构，力图将疫苗接种变成强制性的，从女性青春期阶段就要开始。而这就为疫苗赋予了性别化特征，惹恼了那些保护欲极强的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