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文原文：Zeit der Zauberer，英文：Time of the Magicians: Wittgenstein, Benjamin, Cassirer, Heidegger, and the Decade That Reinvented Philosophy
对于本书提到的四位哲学家，除了本雅明，其他人的名字对于我来说并不陌生，毕竟之前在《语言哲学》里都有接触过，本雅明没有被放进教材的原因也可能是因为他的工作更有文学倾向。
哲学的角度更多是讨论他们的思想内涵，而本书不仅有深度地讨论了他们的思想，还融入了他们的生平，让这些人物栩栩如生：
卡西尔
卡西尔是四人里面生活最顺利的一个，虽然偶尔被邻居烦扰，但是终归是有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也顺利地在大学里获得教职并且晋升。
对于卡西尔来说，这个哲学理想就是：要尽可能独立自主地显示自身。也就是说，要为了自己和其他人去培养这样的方法和能力，可以让自己成为生活的积极创造者，而不是一个纯粹消极的生活伙伴。用自己的创造消除对他者的依赖。用客观原因而不是内心最深处的本真性。卡西尔坚定认为这是德国文化对人类普遍观念做出的实际贡献。熠熠发光地体现出这种哲学理想的，正是卡西尔的哲学指路星：康德和歌德。
人可能被自己的主观经验完全锁闭在一个自身的内部空间内，这样的一个主体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取对外部世界和对其他人内在的可靠认知呢
“符号形式的哲学”目标不在于其他，而在于将目光“投向理解世界的所有方向上”，目的是为每种不同的世界构造：
在一定程度上给出特定的折射率；这个折射率以特有的方式适用于各种世界构造。它[符号形式的哲学]想要认识各种各样具有折射功能的媒介本性；它想要看穿每种媒介的内在特点和结构规律。”
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也算是中规中矩，作为教授过着相对体面的生活。他的浪漫在于和阿伦特之间那段师生之间的爱慕恋情，但是似乎哲学家眼里没有给爱情独立的空间，而只是作为了通往真理的方法。
海德格尔将在同样的地方声称，他整个哲学的核心不是别的，就是研究“存在”这个词的意义是什么
海德格尔同样也强调语言媒介对于人类此在的重要性。关于什么是人类形而上本质的根本基础，海德格尔并不认为是普遍可分的符号系统，而是一种极为个体化的感受——畏。更确切地说，是当个体充分意识到其存在有终时，内心产生的那种充满焦虑的害怕。知道自己的有限性，进而将人标明为在世界中“被抛的此在”，这种知道——在畏的居间促成下——会使被抛的此在致力于这项使命，即去把握和认识它自己当时全部的存在可能性
“亲爱的阿伦特小姐！我们之间的所有一切应该是纯朴、明确和纯洁的。只有这样我们自己才配得上与对方相遇。您成了我的学生，而我是您的老师，这只是我们之间发生的事情的起因。我将永远无法获允占有您，但是此后您将继续属于我生命的一部分，而且它应该会随着您一起成长…”爱情经历的此在总是无休无止地与其他人的存在保持着一种关联。这事实上颠倒了海德格尔的出发点。
海德格尔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认可他身边的人呢？他把身边的人当成他达到自己思维目的的手段。
海德格尔就已经找到了支撑他信念的合适话语：“我经常在想，关于婚姻的那些大多数说法是多么苍白、不真实和多愁善感。难道我们不可以在生活中构造一种新形态——不带计划，没有目的——我们只需要让真实性在各处突破而出。”
维特根斯坦
维特根斯坦是四个人里面最天才式的存在。原本亦师亦友的罗素也不能理解他的天才理念，博士中退然后参军，是为了实现价值，然后成为乡村小学老师，其间发表的《逻辑哲学论》轰动学界，但是他却仍然忍耐着天才的寂寞。他的人生就是寂寞的，和其他人有着一层厚厚的障壁；但是他又要面对着一群最天真烂漫的孩子们。直到多年之后才辗转返回英国，又抛却逻辑语言方向而转向日常语言。
真正折磨着维特根斯坦的生活难题并不在于，成为一名不受人理解的哲学家并且必须一直保持如此，而在于他那与日俱增的隔离感和孤单感，他没有朋友。
他转向了正在进行语言表达的儿童，这个转向对他后期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个人生活经历和哲学洞见相遇了，这种相遇直接指向了他做乡村小学教师的那段时光，特别是1924年起在奥特尔塔尔的时光。
维特根斯坦首先体验到的一点就是：悲惨的孤单
具有解放作用的哲学思考来摆脱自己的苦恼，这个办法有其明确的、作用可期的限度。要是身边连一个可以分享的人都没有，那么“正确地看待”了世界又能带来些什么呢？
本雅明
本雅明应该是最不顺利的一个，却也是最“浪漫”的一个，妓院与情人，多方辗转、四海为家，似乎有一股美国的风流，最后也在药物中陨落。
本雅明认为，艺术批评的功能“并不在于评价，而是一方面在于终结、补充和系统化”。
首先，本雅明认为，艺术批评的功能“并不在于评价，而是一方面在于终结、补充和系统化”。 [23] 其次，艺术批评家多了一重身份，他成了艺术作品的共同缔造者。第三，一个艺术作品在本质上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会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发生变化，艺术作品可能包含的含义也会发生变化，也就是说，艺术作品的本质和含义是一种动态的存在形式。理解这种动态性，才能理解批评。最后，第四，对某个艺术作品的每种批评——根据之前讲到的关于事物自我关联的论点——也可以看成是这件艺术作品针对自身的自我批评。
文学作品的基本特性并不是陈述事实或发布信息。然而任何想要执行传达功能的译文所能传达的也只能是信息，也就是说，它传达的只是非本质的东西。换句话说，用符号构造形态的过程如果是基于纯粹复刻或者复制感官经验，那么这些过程就并不仅仅总是具有创造性的，而是会以各种富有创造性的形式来遵从特殊的兴趣和重点。作为这个世界上具有行为能力和感受痛苦能力的存在物，这些特殊的兴趣和重点会给我们指出方向、引导我们。神话、宗教、艺术的符号形式和自然科学的符号形式所遵循的是完全不同的兴趣方向：对它们来说，重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因此，它们让世界以不同的形式展现在我们面前，并由此带来了不同的意义。
一个人、一个主体、一种此在，只要对自己了解世界的真正条件还不清楚，那就无法真的做出自由的决定，就不算真正成年。成年的人类——本雅明还补充道——才应该跟彼此结婚，才能在实质意义上与彼此形成婚姻关系。根据本雅明坚信的观点，当一个有爱的能力的人说完“我愿意”进入一段市民婚姻后，就不可避免地进入了一种由责任思维和牺牲思维构成的关系中。婚姻中的“我愿意”除了意味着承诺之外，还能意味着什么呢？人们承诺要在未来和余生断念，放弃唯一一次能够开启存在的事件，而这事件构成了给出的承诺的真正根基。人们还会期望这里有理性的、真正的生活幸福？就算是人们真的可能与这种自己选中的持续自我断念状态取得和解！
夫妻绝对自愿地说出“我愿意”，这难道不就是成年人进行承诺的一个贴切例子吗？夫妻承诺要长久地进行自我约束，要准备好不光是对自己的生活，也对选中配偶的生活终身负责。
对于上面提到的问题，本雅明式的回答是这样的：如果说婚姻真是建立在选择的基础上，那么就不可能建立在真爱的基础上了，而真爱本应是婚姻的基础。因为根据本雅明的想法，只要“选择”在这里意味着从一些确定好了的选项里有意识地挑出其中一个（就类似于从两双鞋中挑出其中一双），那么真爱并不是人们可以选择的东西。命运的要素完全从爱情中淡出，这看上去肯定也意味着爱情本身被抹杀了。形容这样一种关系的一个常用概念是：理性的婚姻。可能有这种东西，甚至有可能直到今天它都是最常出现的婚姻形态。但是理性的婚姻无法在定义上符合真正婚姻的理想。光从这一面看来，市民阶层浪漫的婚姻理想就被毁了，最终想要自由地摆脱神话思维框架是不可能实现了。在这些事情上，不能太过于理性和自主。谁想要真的被爱神之箭射中，也无法找爱神订购这么一支箭。”
而本雅明是多孔性的
一种是先锋共产主义坚定有力的文化实践，另一种是理想主义意识秘教对构造做出的超越时间的分析。因此，在《那不勒斯》中总是会出现多孔性现象， [168] 这是一种具有产出能力的易碎式多孔性，克服了当时固定的二元论，成为了开拓城市精神的引导概念。多孔性是那不勒斯真实的生活原则
这些岩石一样具有多孔特性的是这些建筑。建筑物和人们的行为在院子里、在拱廊中、在楼梯上互相融合。在所有地方，人们都保留了活动空间，这样就可以在这里建造起无法预见其结构的观景场地。人们避开了明确的风格。没有任何情境看上去像是为永恒而设计的，没有任何造型声称“应该这样而不是那样
本雅明在他的爱情中表现出足够的多孔性和立体性特点。他的爱人以惊人的方式闯入了他自己之内，他也以哲学的方式把这体验成是一种根本的更新。
“自然对于本雅明来说绝对不是缄默无声的，它只是在“沉沦之后”的时代变得越发沉寂，即为了我们才沉寂的。
自然用“真正的语言”对我们说话，就如我们用真正的语言对它说话那样。在此，没有一方给另一方赋予意义，而是意义自己产生出来了。
自然和人彼此偷偷地知觉对方，但此关系在现代完全被扭曲的认知前提下导致了这样的结果：产生互动关系的双方——自然和人——都得承受相互之间加剧的共鸣丧失。彻底的意义丧失或者更准确地说语言丧失导致的令人近乎抑郁的现象（“再没有什么东西对我说话了”），本雅明确切地称之为悲伤：”
正是在三角关系中，独处权成了强权政治的一种手段。
本雅明离开了莫斯科。他和阿西娅待在一起的最后时光如同日戈瓦医生式的翻转图一样：“对她的不满和爱意在我体内如同疾风般来回翻腾，忽是不满，忽是爱意。最后我们互道再见，她已经站上了电车的平台，我则原地不动，更确切地说是在犹豫着，我要不要随她一起跳上电车。”
最后：
对于死亡的恐惧就是虚假生活——即恶劣生活的最好证明
好与坏只有通过主体才会显现。而主体并不属于世界，而是世界的一个边界
卢卡奇认为，资本主义的核心原罪在于其异化力，也就是将工人身上具备的人类个体化品质特点同人本身分离开来。
这里就是达沃斯！就在这里跳吧！
达沃斯之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