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和沉默
说到沉默，第一个想到的可能是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末尾说的：
凡是不可说的，我们都应该保持沉默。
正如作者说：
作家——顾名思义，既是语言的主人又是语言的仆人——说，鲜活的真理不再能够言说。
这是语言哲学意义上的语言对哲学的限制，对意义的限制。意思是：
维特根斯坦可能会把哲学研究中大多数传统领域包括进他不可言说的范畴（他把这范畴称为神秘）。现实中只有特殊狭小的一部分，语言才能有意义地言说。剩下的，可以想到，大部分现实，属于沉默。
此前的古典哲学时代，语言的操纵是随心所欲的：
古典哲学和中世纪哲学完全致力于维护语言的尊严和资源，完全致力于相信，只要用必要的精确和微妙操纵，语言能够让精神符合现实。
维特根斯坦的哲学也是从数学的逻辑语言开始。因为数学所需的缜密逻辑和日常语言的不足，于是：
从语言学转向数学，从修辞话语转向方程式。
逻辑语言成为了数学发展的基础。所以学习纯粹数学的人或许会觉得化学生物之类的实验学科“肮脏”，除了结论方法的不一样，或许描述性的语言也是原因之一。
我们必须提防这样的幻觉。化学用的许多术语都来自早期的描述性阶段；但现代分子化学的公式实际是速写，表达方式不是语词话语而是数学话语。一个化学公式不是对一个语言命题的缩写，而是用符号代替一则数学运算。生物处于有趣的中间位置。在古希腊罗马文化中，它是描述性科学，依靠对语言精确和暗示性的运用。
近代之前的哲学家包罗万象，但是随着学科的专门化，这在当下已经俨然成为不可能的事。许多人的工作甚至可能只有他一个人知晓其中原委。
奥本海默（J.Robert Oppenheimer）指出，交流的中断在各门科学之间同样严峻，与科学和人文之间的交流中断一样。
奥本海默暗示，我们需要的是极度的谦卑，是承认常人实际上不能理解大多数的东西，承认即使是受过高深训练的知识分子对现实的认识也太少了。
哲学或许是其中最沉默的分野，因为哲学是过程，而不能通过一个结果给予自己正向反馈，唯有对过程的重重锤炼，还有分享、对撞、思考能让哲学家清醒。于是维特根斯坦在维也纳无法抒发心中所想时格外苦闷（《魔术师时代》）。
最有语言天赋之人选择沉默是不久前才出现的现象。哲人选择沉默，因为其思想的不可言传，或因为其听众还没有出现，这样神秘的策略古已有之。
不仅是哲学家，诗人也陷入了沉默。
言说、承受在沉默的创造中人类的独特与孤独，是危险的。诗人以其独具的语词力量去言说，尤其危险
而画家和音乐家用另外一种语言去反映意义。
凡高宣布，画家不要画他所见，而要画他所感。所见的东西能够转化为语词，所感的东西也许在某种意义上先于语言或外在于语言。
语词的范畴
语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语言的健康与维护一个活生生的社会密切相关。
语言是一个巨大的秘密，维护一种语言及其纯洁性的责任，是一种带有象征性的精神责任，这种责任不仅仅有一种美学意义。对语言的责任，从本质上说，就是对人类的责任……
语言面临着岌岌可危的境况：
现代作家可资利用的语言工具受到了威胁，一方面是来自语言外部的挤压，另一方面是来自语言内部的堕落。
第一个挫伤是语言领域的缩窄：
在17世纪之前，语言的王国几乎包括了全部的经验和现实；而在今天，它只包含非常狭小的一块领地。
但《罪与罚》包含了全部的生活，而这全部的生活是海明威单薄的语言媒介无法承受得起的。
这是不是意味着，今日实际上使用的语词更少了？关键不在于潜在可用的词汇有多少，而是语言资源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实际利用。
现代英语可用的词汇量超过50万，但是仍然不能满足一个四分五裂的工业社会的需求，并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只要不是通用领域，我们使用的词汇越来越专业。我们现代都市人对大量行话了如指掌，但却不熟悉石头和花草的名字，我们吃面包，但却不知道面包的由来过程。我们互相交流；然而我们交流的方式是二手的、抽象的，并不能建构一个共同体。
其次是陈词滥调：
当语言从道德生活和感情生活的根部斩断，当语言随着陈词滥调、未经省察的定义和残余的语词而僵化，政治暴行与谎言将会怎样改变一门语言。
首当其冲的是诗歌
当脚注越拉越长，当注释表变得越来越简单。
诗歌就丧失了直接性。它走出了直观可见的视野，进入了专门学问的空间。
情色书籍
情色不应该是被掩藏的话题，至少对于成年人，因为这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一部分。
为了性而性是一种类型，但我以为，终究有一些性有超乎本身的意义，其结合的意义，甚至是恨意，竟然让人肃然起敬，顶礼膜拜。显然大多数情色书籍属于前者，而且往往质量参差不齐
闲逛者都知道，黄色书籍雷同得叫人发疯。只不过它们经常在改头换面。
就连乱伦也不像这么单调、雷同得令人绝望。
而后一种令人震撼而雀跃的模式，真正是色情，存在于意象里，或许就是所谓的“性张力”。
有这样一个极其惊人而发人深省的发现：几乎每一位19世纪或20世纪的著名作家，在其文学创作生涯的某一个时期，无论是出于渴望还是玩笑，总会创作一部色情作品。同样，从18世纪到后印象主义，几乎每位画家都画过至少一幅色情插图或素描。
于是成为图腾，成为丰碑，成为夜半清风，成为完满月光。
性关系是（或应是）我们隐私的一个堡垒，是我们必须得到允许的夜间栖息地，在那里，我们收拾遭受侵扰的意识碎片，恢复某种不可侵犯的秩序和安宁。只有在性体验中，一个人，或者两个努力达到完全交流的两个人，才能够发现自我独特的爱好。在那里，在经历了坎坷的奋斗和屡次的挫败之后，我们或许会找到那些让我们热血奔涌的语词、姿势和精神意象。在惊奇不断出现的黑暗中，我们必须摸索，但光明也必将属于我们。
这应该是人被赋予的权利。
写作黄色书籍，是反抗守旧世界的一种必要参与方式……是一种应尽的义务。
书籍审查之所以愚蠢讨厌，凭经验而言，有两个原因：其一，审查官并不比我们好，他们的判断也会犯同样多的错误或者口是心非；其二，越想搞到某本书的人就越会去搞这本书
性不是爱的必要组成部分，但是没有了性，浪漫也在没有爱的土地上消亡。
他们代替了我们的想像。他们带走了夜语，把它们放在屋顶上大吼，使它们变得空洞。我们在做爱时的形象，我们恋人间的絮语，都预先打包
类似于性的是一些脏字，或许被批为野蛮，但诚然是生活的一部分。
恰恰相反。当作家的感受力最为人道，当作家用语言最周到、最个性、最丰满的谜一样的人类交流，去理解和重演生活的奇妙、繁复和弹性，只有在此时，作家的感受力才最自由。与自由相对的是陈词滥调。没有什么比一行脏字更缺乏自由或者更加受制于庸俗的惯例和空洞的野蛮。文学要成为作者和读者之间生动的对话，作家必须表现出两方面的尊重：尊重读者成熟的想像力；更复杂、更重要的是，尊重他笔下人物的完整性、生活独立性和核心。
翻译
斯坦纳另外有一本《巴别塔之后》。起初以为自己对语言和翻译有一些兴趣就贸然打开，又悻悻然合上，方感受到自己的浅薄。
翻译中，恐怕翻译有韵律的诗歌最为困难：
至于诗歌，翻译要么是老实的译文对照、放在字典旁边的拐杖，要么是模仿、用完全不同的语言再现平行的姿势。
翻译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对应工作，而是一种“危险”的再创作：
当翻译没有充分传达原文的时候，它是背叛；当翻译保持了忠实且超越了原文的时候，它是圣化。
文学批评
阅读文学成为一种奢侈，因为所需要的那种心态和体验似乎被撕得四分五裂。但是阅读本身又是四分五裂的，就是把自己一条一条撕碎，然后再一片一片拼起来，如此往复，千疮百孔的灵魂透视出的见识。
好的阅读要冒巨大的风险。它会使我们的身份、自我变得脆弱。癫痫病人在早期阶段会做一个独特的梦，陀思妥耶夫斯基讲过：一个人突然觉得脱离肉体而飞升，他回头看见自己，顿时感到疯狂和恐惧，因为另一个人进了他的身体，他再也没有回去的路。灵魂感到这种恐惧之后，会茫然摸索，直到骤然苏醒。当我们捧读一部重要作品，无论是文学还是哲学，无论是虚构还是理论，都会有同样的灵魂震颤苏醒的感觉。
因为文学没有正确答案，批评在西方文学是一种传统：
正是在文学中，语言才真正被挑战和防卫。一种有生命力的批评传统（即使是在论战中的生命力），不是奢侈，而是严峻的需要。在商业主义的压力下放弃价值，新闻工作者或批评家不能区分艺术和媚俗，会对社会全面的堕落推波助澜。
语言具有复调结构，在某个词中，在它出现的位置或重读中，潜藏着芜杂的意图和含义，有时甚至互相矛盾。我们逐渐变得警惕，除了最正式、最基本的语词之外，没有语词只有单一的对应意义。
批评更有其时代特质，成为了跨越地点和时间的奇遇邂逅。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部艺术作品就像一艘船一样，会因为批评的风向不断的变化而长满藤壶。
至少有可能，我们投入书写语词的情感，投入遥远文本细节的情感，投入逝去已久诗人生活中的情感，钝化了我们对真正现实和需要的感觉。
权力
当下的现实生活让我们看到，语言不仅是传情达意的工具，也是一种权力的工具。说到权力也逃不开政治错综。真正以语言而生的人，而不是把语言作为权力工具的人陷入了困难的境地。
繁荣是一种无可抵挡的清洁剂：它擦洗掉房子里旧的黑暗和霉气。
剥夺了语言，就等同于剥夺了一种生命的形式。
如果集权统治有效地剥夺了任何诋毁和讽刺的机会，那么就让诗人停止写诗吧，也让那些离死亡集中营几里之外的学者停止编辑文学经典。正是因为那是他的人性的标志，正是因为它使人成为不断奋斗的生灵，语言，在野蛮之地，在暴行之时，不应该有自然生命，不应该是中立的圣殿。沉默是一种选择。当城市中的语言充满了野蛮和谎言，再没有什么比放弃写成的诗歌更有力。
如果不能勇敢直面自己的过去，这个政权必将退步。苏联的极权主义是最极端的极权主义，不仅表现在它对未来乌托邦的观点，而且表现在它用暴力来消灭过去，消灭人类记忆的活力和统一。
面对民族主义：
建立英国文学学科的前提：（第一）现代语言文学的学术研究折射出古典研究的古老传统；第二大前提是民族主义意识；第三大前提最有力，在现代文学分析、编辑术、文学史的形成背后，存在着一种理性和伦理的乐观主义。在其语文学和历史学的方法中，文学研究领域折射出一种巨大的希望，一种伟大的实证主义，一种要成为科学的理想。
一个著名的学者，带着真正的困惑问我，为什么在英国文学系里谋生的人应该如此经常地提到集中营，集中营与他有什么关系。关系当然密切，在我们能够继续教学生之前，我们肯定要问自己：人文学科具有人性化的力量吗？如果具有，为什么它们在黑夜到来之前失败了呢？
卡夫卡深谙其中分晓。
自从卡夫卡写作以来，夜半敲门声在无数的门前发生，太多的人被拖出去，“像狗一样”死去。尼采和海德格尔只看到西方人文主义灾难像地平线上捉摸不定的乌云，卡夫卡则预言到了西方人文主义灾难的具体形态。
“目标是有的，但没有路，”卡夫卡写道，“我们称之为路的，其实只是彷徨。”
犹太人是一个缩影，更多的悲剧不断上演。
民族主义是我们时代的毒液。它把欧洲推向了毁灭的边缘。它使亚洲和非洲的新兴国家像发了疯的旅鼠。一个人就免除了许多烦恼。他不用挖空心思去想自己是谁，他的人性在哪里。他成了整齐划一武装起来的一伙人中的一员。现代政治中每一次暴民的冲动，每一次独裁的企图，都靠民族主义哺育，都服食了仇恨的药汤；这种仇恨使人类隔着一堵（柏林）墙、隔着十码之距的垃圾场，龇牙咧嘴、拔刀相向。即便民族主义与他被蹂躏的意志、与他疲惫的心态格格不入，犹太人（至少有些犹太人）或许还是起到了榜样作用。他是想表明，树有根，而人是有腿的，大家彼此是客人。要使文明的潜力不被摧毁，我们就必须培育出更复杂、更暂时的忠诚。正如苏格拉底的教诲，为了让城邦更自由，就要对他人更开放，需要必要的背叛。相比于精神的自由活动，梦想的狂乱无羁，哪怕是大同社会，也不过是短暂的畛域。
某种意义上，以色列立国是一个悲伤的奇迹。赫策尔的犹太复国主义计划明显带有19世纪晚期兴起的民族主义的烙印。在非人道和大屠杀的灰烬中诞生的以色列不得不握紧拳头。没有人比以色列人有更强的民族感情。
结语
书中提到了克尔恺郭尔的一句话：
不能变成礼物的过去，不值得记忆。
It is not worth while remembering that past which cannot become a present.
或许这里的礼物（present）也同样是现在（present）。人不能永远活在过去，当下一样值得警醒。
人需要保持阅读，无论是多么痛苦的体验，去忍受这些剖析和割裂。
那些使我们高兴的书，如果需要，我们自己也能写。但我们必须有的是这些书，它们像厄运一样降临我们，让我们深感痛苦，像我们最心爱的人死去，像自杀。一本书必须是一把冰镐，砍碎我们内心的冰海。
然后需要保持书写，和解和宽恕由此而生，人是向死而生的。
西方文学的主要部分建立在不可替代的个人身份意义上。它的视野和主要比喻来自个体死亡的独特性和必然性，来自这种预设——我们自身携带着特定的必死性和消逝，就像携带着一颗正在成熟的种子。
但我怀疑有任何一本书能像荷马史诗那样，让我们明白自己与时间的关系，与死亡的关系。我们携带着死亡随行，我们必然为之愤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