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去年学习了社会学的入门课程。让我头昏脑胀的是，社会学里并没有像自然科学一样的主流的“现代思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用来阐释社会结构和运行的框架。复杂程度不输给有机化学里没有规律可循的人名反应。
这本米尔斯的经典著作《社会学的想象力》并没有具体地阐述每个理论的细节，而是从更加宏观的角度分析各个流派之间的联系和冲突。在我看来这样的分析看似是对社会学研究，但是其实哲学、文学等等学科都能够使用，甚至是自然科学，高斯定理是一个流派，但是也是有人不相信这个东西的。
1 承诺
社会学需要想象力。
“只要他们充满想象力地意识到自己工作的承诺，都会坚持不懈地追问三组问题：
（1）这个特定的社会作为整体的结构是什么？它的基本要素有哪些，彼此如何关联？它与其他社会秩序有何分别？在其内部，任一具体特征对该社会的维系和变迁具有什么意义？
（2）这个社会在人类历史上居于什么位置，是什么样的动力在推动着它不断变迁？在整个人类的发展中，它居于什么位置，又具有什么意义？我们所考察的任一具体特征，是如何影响了它所属的历史时期，又是如何受后者影响的？至于这一历史时期，它具有哪些基本特点？它与其他时期有何差别？它塑造历史的方式有着怎样的特色？
（3）在这个社会、这个时期，男人和女人的主流类型一般是什么样子？未来的趋势如何？他们是怎样被选择、被塑造、被解放或被压迫，又是怎样变得敏感或迟钝的？在这个社会、这个时期，我们观察到的行为和性格中，揭示出了哪些类型的“人性”？我们所考察的社会的方方面面，对于“人性”有着怎样的意义？”
想象力意味着超越个人经验的部分。
“要想理解许多个人情境中的变迁，我们就必须有超出这些个人情境的眼光。而随着我们生活其间的这些制度涵盖面越来越广，彼此关联越来越复杂，这类结构性变迁也日渐增多，愈益复杂”
作者认为，趋同倾向以及有关本质的讨论倾向都是有害的。
下面讨论了社会学里的两大派系：宏大理论和抽象经验主义
2 宏大理论
“宏大理论的根本原因是一开始就选择了特别一般化的思考层次，导致其践行者逻辑上无法下降到观察层次。他们作为宏大理论家，从来不曾从高远的一般性下降到具体历史背景和结构背景中的问题。如此缺乏对于真切问题的坚实把握，又会加剧他们行文当中显露无遗的那种不切实际。这就造成了一个特点，就是似乎任意武断且没完没了的细分辨析，既不能增进我们的理解，又不能彰显我们的体验。进而，这会表现为在一定程度上故意放弃努力，不打算平实晓畅地描述和说明人的行为和社会。”
“这样的结果就是根据定义，将所有制度性结构转换成某种道德领域，或者更准确地说，转换成所谓“符号领域”。”
“那些把持权威的人，为了使自己对于制度的统治正当化，会努力将其与被人广泛相信的道德符号、神圣象征和法律条文相联系，仿佛这种统治乃是顺理成章之事。这些核心观念或许指向一位或一组神，“服从多数”，“人民的意志”，“贤能至上或财富至上的贵族政体”，“天赋王权”，或是统治者本人自称的超凡的禀赋。社会科学家遵循韦伯的看法，称这类观念为“合法化”，有时也称之为“正当化符号”。”
宏大理论依仗自身的“合法性”和支配地位，取得了社会学的阐释权。
“强调这样的价值冲突，并不是要否认“理性协调的力量”。言行不一往往是人的特点，但力求协调同样也是。我们不能基于所谓“人性”或“社会学原则”，或是在宏大理论的授权下，先验地确定在某个社会里何者居于支配地位”
合法化和权威对于一般人的政治行为的影响。
“如果我们接受希腊人对于白痴的定义，即彻底私己的人，那么我们就只能得出结论：许多社会里的许多公民其实就是白痴。这种境况，准确地说，这种精神境况，在我看来就是理解政治知识分子中许多现代不适的关键，也是理解现代社会里许多政治迷惘的关键。无论是对于统治者，还是对于被统治者，要让权力结构维持下去甚至日益壮大，并不一定需要思想“信条”和道德“信念”。可以肯定，就意识形态的角色而言，西方社会今日有两桩关键的政治事实：能吸引人的合法化往往缺失；大众漠然盛行于世。”
宏大理论是理论基础并且脱离实际经验丰富的。
“在《社会系统》中，帕森斯之所以未能踏实触及社会科学实际研究，是因为他满脑子想着自己已经构建出的社会秩序模型属于某种普遍模型，因为事实上他已经对自己的“概念”盲目崇拜了。这种宏大理论的所谓“系统性”，就在于它撇开了任何具体经验问题的方式。”
所谓的大部头社会学著作并不足为惧，因为那些纷繁复杂的概念、定义和结构是一种符号化的形式（古典主义），而符号化是一种体现权威的方式，而社会学中这种权威不尽然能够代入实际的经验（因为他们在一个虚构的理论模型里）
3 抽象经验主义
与宏大理论相对，抽象经验主义笃信科学哲学，旨在用科学的方法论去破解社会学难题。
“这块领域已经变得技术化、定量化、非理论化、条块化、特殊化、专门化、制度化、“现代化”和“群体化”，简言之，作为一种别具特色的行为科学，这块领域已经美国化了。25年前乃至更早前，作为对社会的性质和功能运行的总体关注的一部分，杰出的论家们以渊博的学识研究舆论，不是“就事论事”，而是置身于宽广的历史、理论和哲学角度，并撰写著述。”
“社会科学里，其最具决定性的结果就是方法论上的约束。我所说的方法论上的约束，指的是要提出什么样的问题、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梳理这些问题，都会受到“科学方法”相当严格的限制。一言以蔽之，方法论似乎决定了问题。不过，说到底，这种状况可谓正合预期。此处所设想的“科学方法”，并不源于通常的也是恰当的所谓社会科学研究经典路数，也不是对于这样的路数的概括。它基本上借鉴的是一种自然科学哲学，只是做了些为了方便起见的调整。”
“社会科学哲学似乎包括两类努力。第一类努力中，哲学家们可以尝试考察社会研究过程的实况，然后对那些看上去最富前景的探究步骤进行概括，并使之统贯一体”
“第二类努力，我称之为抽象经验主义的社会研究的风格，往往像是在努力以特定的方式重述和搬用自然科学的哲学，由此为社会科学工作打造一套规划和典范。”
4 各种实用取向
社会科学不能能做到去人性化，因为从事实到理论中蕴含着价值判断。
我们不得不承认，无论历史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它都很容易变成不堪其负地被重新塑造的各种国族神话和阶级神话。
社会科学必然牵涉到科层惯例和意识形态话题，而今日社会科学之所以纷繁多样，混乱一团，也与这种相关性有关。
自由主义框架在批判事物倾向于回避政治性，但是政治性也无法避免。自由主义逃向文化滞后理论。
自由主义实用取向往往回避政治性，或者渴求某种民主机会主义。它的奉行者触及某些政治性的东西时，通常会以“反社会”或“腐败”之类的术语来陈述其“病态”特性。在其他场合，“政治性”似乎被视同为政治现状的功能的恰当运作，也很容易被视同为法律或行政管理。政治秩序本身却很少得到考察，而只是被设定为一套颇为固定、与己无关的框架。
自由主义实用取向就是一种道德化的情境社会学。
“文化滞后”（cultural lag）的观念在相当程度上就属于这种“乌托邦式”的和进步主义的思想风格。这个观念意味着需要改变某种东西，以“适应”日益进步的技术状况。不管被视为“滞后”的东西是什么，它存在于当下，但形成的原因却被视为存在于过去。从文化滞后的角度来陈述问题，等于在掩饰评价。
5 科层制气质
科层制是一种标准化规范化的方法。作者认为，社会科学的科层制会让研究者失去独立自主的能力。
学术上的成功往往有赖于主动接受占据支配地位的流派的信条
有鉴于此，只有当社会科学家以某种集体性的方式，对这些研究手段实施完整的控制，这种风格的社会科学才能真正实现独立自主；只要社会科学家个体的研究依赖于科层机构，就会逐渐丧失其个体自主；只要社会科学由科层式研究组成，就会逐渐丧失其社会维度和政治维度的自主性。
学院派系的功用不单在于调控竞争，还在于确立竞争规则，并随时依照这些规则为所做的工作分配酬报。派系在思想上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据以评判人物、批评工作的那些标准（canons）
过去的学术界里在能力方面并没有什么享有特权的位置，一个人是否具备能力，可以接受核查……新式的学术活动家（academic statesman）就像工商经理和军事首领，借助其声望特权而获得展示能力的手段，而这样的能力必须与其个人能力相区别
要是抽象经验主义和宏大理论这两类研究风格逐渐形成学术上的“双头垄断”，甚或成为主导性的研究风格，将会对社会科学的学术承诺造成巨大威胁
6 各种科学哲学
统一流派何用？应该解放社会学的想象力。
作为一个哲学问题，“统一起来”并不很难。但相关的问题在于：假设我们真的以某种宏大的探究模式把它们“统一起来”了，对于社会科学中的工作，对于贯彻其主要的任务，这种模式又有何用？
最重要的是释放而非约束社会学的想象力。
经验证明的问题就在于“如何认真对待事实”，而不是被事实所淹没；在于如何将想法与事实紧密关联，而不是埋没了想法。问题首先在于要证明什么，然后才是如何去证明它。
科层制为抽象经验主义所用
7 人的多样性
社会学努力的方向正是包容人的多样性：
“无序也好，有序也罢，端赖于视角：要对各种人群和社会达成有序理解，就要求采取一套特定的视角，既要足够简单，促成理解，又要足够综合，使我们能够在看问题时涵括人的多样性的广度和深度。奋力获取诸如此类的视角，正是社会科学首要而不懈的奋斗方向。”
选择一个研究对象的单位显得尤为重要，于是：
“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都认为，显然，自己的首要研究单位是民族国家”
不仅仅是社会学，研究方法对于广泛的社会科学都适用因为它们之间有共通性。
“从学院角度上说，今天的核心事实就在于边界的流动性越来越高，观念越来越容易从一门学科移到另一门学科。有几例值得颇为注意的职业生涯，几乎完全是以精通某个领域的词汇为基础，却灵活运用于另一个领域的传统范围。专业化已是既成现状，未来也不会消失，但不应当从如我们所知多少属于偶然构筑起来的这些学科的角度来分隔。它应当沿循特定的问题脉络而发展，而要解答这些问题，所需要的思想装备传统上属于好几门学科。人们越来越看到，所有的社会科学家都在使用类似的观念和方法。”
“一名社会科学家要想足够熟悉某领域的材料和视角，用来搞清楚自己所关注的问题，并不需要去“把握该领域”。应当专业化的是这类重点关注的“问题”，而不是恪守学院边界。在我看来，这正是当下的趋势。”
8 历史的运用
历史和社会其实不可分，历史里的人类社会其实也就是社会的历史进程。
“历史学家呈现着人类有组织的记忆，而这种记忆作为书面历史，可塑性相当大”
对于材料可用性的吹毛求疵变成一种程度上的不可知论。因为对社会学的研究离不开史料。
“有关任何社会的意象都有其历史特定”
同时也离不开和其他国家的比较。但是要注意所谓全局观是否真的涵盖全面。
“无论针对哪一个现代西方国家，单单基于其各自的国别史，你无法理解或说明它们经历的主要阶段或当今具备的形貌。我的意思不光是说在历史现实中它与其他社会的发展相互作用，还想表明，我们的头脑在思考这个单一社会结构的历史角度和社会学角度的问题时，要是不与其他社会相互比较异同以求得理解，甚至连问题的系统阐述都无法做到。”
“在尝试“整体观之”的过程中，蕴含着许多学术上的危险。一方面，一个人眼中的整体，到了另一个人眼里可能只是局部”
社会学角度研究历史不应该只是就事论事，而是应该有更加深入的追问。
“我们之所以研究历史，往往只是为了走出历史。我的意思是，常常被当作历史说明的东西，其实更应该被视为属于有关被说明的东西的陈述。我们不应只是把什么东西“说明”成“来自过去的某种延续”，而应当追问：“它为何会延续下来？””
历史的视角下，我们所经历的“现在”源于过去，但是不属于过去。过去的特定结构不能孤立地决定未来，而必须放在更大的环境下。
““源于过去”这个短语究竟为何意，却是争议不休。有时候，世上也会涌现出全新的事物，也就是说，“历史”有时“重演”，有时并不“重演”；这取决于社会结构，取决于我们所关注的历史所属的时期。”
同时，社会学与心理学也是密不可分的。自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试图从家庭背景（一个典型的社会学研究单位）中寻找心理活动的源头，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发展就更加紧密了。
““源于过去”这个短语究竟为何意，却是争议不休。有时候，世上也会涌现出全新的事物，也就是说，“历史”有时“重演”，有时并不“重演”；这取决于社会结构，取决于我们所关注的历史所属的时期。”
除魅的同时，勿忘初心。
“在此过程中，我们不应忘记自己正在研究什么；不应忘记，对于人，对于历史，对于人生，对于我们既是创造物也是创造者的那些社会，我们的了解其实微乎其微。”
9 论理性和自由
“所有经典社会科学家都很关注他们所处时代的显著特征，以及历史如何在其中被塑造出来的问题；他们都关注“人性的本质”，以及他们所处的时代开始盛行的个体多样性。”
从启蒙运动一路走来，我们那些理性倡导的品质让社会变得更好了吗？
“高度的科层合理性和发达的技术既不意味着高度的个体智慧，也不等于高度的社会智慧。你无法从前者推出后者。原因就在于，社会、技术或科层等方面的合理性，并不只是个体的理性意志和理性能力的宏大汇总。事实上，获取那种意志和能力的机会本身倒似乎往往被这种合理性阻碍了。以合理性方式组织起来的各种社会安排并不一定是增加自由的手段，对个体来说是这样，对社会来说也是这样。实际上，倒往往有人借助这些社会安排，实施暴政和操纵，剥夺理性思考的机会，剥夺人们作为一名自由人行事的能力。”
社会的理性某种程度上是以剥夺个人的理性为基础的。
“社会合理化程度的加剧，这种合理性与理性之间的矛盾，理性与自由之间原本据称的和谐一致的崩溃——透过这些发展趋势，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类人的兴起：“有”合理性，却没有理性；越来越自我合理化，却也越来越焦虑不安。”
这段讨论非常具有现实意义，是当下年轻人离开象牙塔进入社会的必修课。那就是，我们对于社会是什么，社会对于我们又是什么。
“合理化趋势甚嚣尘上，产生上述种种效应，个体也因此“竭尽所能”。他的渴望、他的工作，都维系于他所处的情境，从中他找不到任何出路。他并不是在寻求逃脱之路，而是在摸索求适之道。他的生命中工作之外的那一部分被用来玩闹，用来消费，用来“找乐”。但就连这块消费领域也逐渐被合理化。他先是与生产异化，与工作异化，现在也与消费异化，与真正的休闲异化。个体的这种求适及其对于他所处情境和自我的效应，不仅导致他丧失了获取理性的机会，假以时日，也会导致他丧失获取理性的能力和意志，还会影响到他作为一名自由人行事的机会和能力。事实上，无论是自由的价值还是理性的价值，他似乎都无从知晓。”
“这种求得调适的人也不一定就缺乏智慧，哪怕他们已经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工作和娱乐了相当一段时间。卡尔·曼海姆已经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了。他讨论了“自我合理化”，指的是深陷合理化庞大组织的有限局部中的个体，怎样逐步系统性地调控自己的冲动和渴望，调控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与“组织的规章条令”保持高度一致。所以说，合理化的组织是一种让人异化的组织：行为与思考的指导原则，这其中也包括情绪的指导原则，并不出于宗教改革风格人的个体良知，或笛卡尔风格人的独立理智而发展。事实上，指导原则与史上所知的所有个体性都产生了异化，构成了矛盾。在到达极致的发展中，随着合理性甚嚣尘上，随着合理性的落脚点和控制权从个体移到大型组织，绝大多数人获得理智的机会都被破坏了，这么说并非夸大其词。如此一来，就出现了没有理性的合理性（rationality without reason）。这样的合理性不会与自由共进退，而是自由的毁灭者。”
但是这样或许过于悲观了，也有人从蛛丝马迹中寻找人不会被完全异化的证据。
“如果从积极的方面——一个如今已让人颇为怀恋的方面来看，弗洛伊德的“本我”、马克思的“自由”、乔治·米德的“主我”、卡伦·霍妮的“自发性”（spontaneity）等观念的更宽泛的意涵，就在于用这类观念来对抗异化的人的胜利。他们试图在作为人存在的人身上找到某个核心，这个核心能让他们相信，这样的人归根到底是不会被塑造成这种与自然、社会、自我都产生异化的生物的，最终也不可能变成这样的生物。”
在讨论关于自由和理性的终极问题之前，必须清晰地认识到：
“自由的终极问题就是快活的机器人的问题；它之所以在今天以这种形式出现，是因为我们今天都明确认识到，也许，并非人人都发乎自然地想要自由，并非所有人都愿意尽全力或能够尽全力获取自由所必需的理性。”
10 论政治
“在我看来，社会科学诸传统中蕴含着三种主导性的政治理念，当然也是其学术承诺中所涉及的三种理念。首先就是真实的价值，事实的价值。” “我们的研究结果的真实性、我们的调查的准确性与世间人事可能相关，也可能不相关。而它们是否相关，又如何相关，本身就是第二项价值” “第三项价值，即人的自由，无论其意涵有多么暧昧不清”
每个社会科学工作者都有自己的政治角色和政治任务（一般情况下，他会是一名教授。）
“坚持不懈地将个人困扰转译为公共议题，并针对形形色色的个体，将公共议题转译成人文意涵的表达，这就是社会科学家的政治任务，也是所有通识教育者的政治任务”
“这就要求我们深思熟虑，提出富有争议的学说和事实，并积极推动争论。如果缺乏广泛、公开、有见地的政治辩论，人们就既不能接触到自己所处世界的有效实情，也无法了解关乎自身的现实。”
阐述和实现是矛盾的：
“任何一位社会科学家，只要他意识到自己正在研究什么，就必须面对我在本章已经暗示过的那个重大道德困境：人们的利益所在，有别于人们的兴趣所在（the difference between what men are interested in and what is to men’s interest）。”
附论：论治学之道
“你必须在学术工作中学会运用你的生命体验，并坚持不懈地加以审视和解释。从这个意义上说，治学之道就是你的核心”
“任何已经熟练上路的从事实际研究的社会科学家，也应当随时拥有许多计划，也就是说想法，而问题始终就在于我打算、我应该接下来研究其中哪一项”
“维护这样一种（学术）档案本身就是学术生产。它就是在持续不断地积累各种事实和想法，从极其模糊到渐趋完善。”
其实也是任何工作工作者应该有的想法。人不能没有想法和灵感。
研究的过程也很重要。
“尽管你永远也不能够拿到足够的钱，去做你设计的许多经验研究，但还是有必要继续设计这些研究。这是因为，一旦你展开了一项经验研究，即使半途而废，它也会引导你展开新的一场对于材料的探寻，最后往往还会表明，它与你的问题之间具有意料之外的相关性”
“写好这些设计方案，我就开始阅读有关顶层群体的历史研究，随意记些笔记（不列入档案），解读材料。你不必真的研究自己在谈的话题，因为如我所言，一旦你深入钻研，满眼皆是话题。你对相关主题非常敏感，它在自己的体验中随处可见，随处可闻，尤其是我始终认为，它会出现在乍看起来并无关联的地方。就连大众传媒，特别是劣质电影、廉价小说、画报杂志、夜间广播里面，也会向你展示出鲜活的重要意义。”
通俗和准确其实并不悖逆。
“因为易懂，所以浅薄。美国的学术人正在努力过一种严肃的学术生活，而他们身处的社会背景往往显得与前者格格不入。他选择了学院作为自己的职业生涯，为此牺牲了许多主流价值，他必须以声望作为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