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自从今年的1月12日加入我的阅读列表，一直到年末我总算捡起来读了，一开始也害怕会不会过誉，或者人类学会不会晦涩难懂，尽管翻译算不上完美，也不算太差，而作者自己的文风打消了我的顾虑。
除了scientist之外，其他各种“xx家”的单词里，anthropologist人类学家居然是我在中学的早期就熟记的单词，但可能是因为我就读的大学专业非常局限，直到大学后期我才从托福和GRE的阅读文章中更多了解人类学家是干什么的——各种鲜为人知的部落和民族里的人类（大部分是原始部落）的人们如何生产生活、家庭与社会如何组织。这些有趣的内容大大缓解了备考的痛苦。（顺便一提，备考期间我最喜欢的文章类型是生物科技，最讨厌的是文学评论）
本书作者的巴利以诙谐幽默的语调讲述了自己在喀麦隆多瓦悠部落进行田野调查期间的记录。田野这两个字本身就带着艰难困苦的意味了，在极度原始不发达的非洲，作者更是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才获得了第一手的资料。这本书初版于1983年，也就是近四十年前的时代，彼时信息时代的钟声才在西方敲响，更别说原始的非洲了。我对于非洲的大部分了解都来自于在多哥生活的up主小钟的视频，这是当下在较为发达的非洲大城市生活的人了，更别说四十年前孤身一人去往原始部落的作者。做这种田野调查，放下一切现代社会的外在标签，人显得那么一无所有而脆弱。
许多感想不局限于田野与人类学，而是一种人生的感叹。在诙谐中突然认真让人格外印象深刻。
有趣的片段
“对不起，我家里正在煮肉。”至少，我认为我是这么说的；却因音调错误，一脸错愕的宾客听的是：“对不起，我要去和铁匠的老婆做爱。”、
笑死！语言笑话永不过时！
西非洲空中小姐绝非气候凉爽国家的空姐那般温和平静，或许她们和俄罗斯旅馆女佣、法国门房受过同样训练，知道她们的主要任务是观察、指挥乘客，维持秩序。最重要的，她们令出如山。
有既视感了。
教会那台饱受湿气与白蚁侵蚀、油尽灯枯、哮喘不已的钢琴独家使用权。后来他搞到一个调音较好的乐器，我才发现他真的能玩音乐
这个对钢琴的形容太有趣了。
摘抄
传教士完成了许多工作，包括对当地文化、语言、翻译、语言学的研究，并将祈祷文翻译成当地的符号语言。
他和太太散发着一股静谧的力量,远非我想象中歇斯底里的上帝卫队(毕竟愿意远渡重洋、驯化异教徒皈依基督的人必定是个宗教狂)。
我一开始也以为传教士甚至教徒都是疯狂而不可置信的，但是在大学里遇到的教徒却都非常友善。
庞然过时的法式行政体系加上非洲的文化氛围,足以打败全世界最勤奋的人
举世皆然,酒吧是你具体感受城镇气氛与谎言幻象的地方,毫无例外。他的生命就像一页与熵(entity)的对抗史——将就使用、修修补补、挖东补西、左支右绌、锯这砍那、捶打敲击——漩涡般无止尽。
后来我才发现，像他这类官员大半生都花在执行毫无意义、注定无疾而终的各式命令，这个答案太令他满意了
我在非洲期间，真正花在研究的时间不到百分之一，其余都用来补给后勤、生病、社交、安排事情、从这儿到那儿，还有最重要的——等待
这个熵的翻译我姑且存疑，但是破折号后面的描写颇有意思，这大概就是对官僚主义形象的刻画。
多瓦悠人相信轮回。他们解释：轮回过程就像加路亚的啤酒。人是啤酒瓶，必须注满灵魂。死亡后埋葬，就像空酒瓶送回工厂。
啤酒社会（准确地说应该是温啤酒社会）里的譬喻都和啤酒息息相关
如果你认为无聊乃文明特有产物，那是大错特错。非洲村落生活乏味至极，不仅习于日日声光刺激的西方人觉得如此，连村人自己也觉得。芝麻绿豆的小丑闻会被一再讨论爬梳，任何新奇事物都不被放过，只要可以打破日常老套的，都被视为单调生活的一大调剂。人们喜欢我，是因为我有娱乐价值。没人知道我会做出什么事。或许我会进城，带回新奇东西或故事。或许有人会来拜访我。我可能会去波利，发现啤酒来了。或许我又会闹笑话。我是永不枯竭的话题来源。
最糟糕的，多瓦悠人似乎无所事事，没有信仰，没有任何象征性活动。只是存在着。
男人自认是宇宙最终秘密的宝库，必须巧言哄骗，才肯跟我分享。女人却认为自己所知讯息毫无价值，可以随意转述给外人听。
想起来最近看到某团团综弹幕：“忙内：存在着。姐姐们：可爱~”
唯有这种时候我才觉得多瓦悠人可怜，认为他们的生活形态的确不如西方人。除此之外，他们享受自由以及啤酒、女人带来的感官满足，自觉富足与自尊。可是一旦生病，他们便在痛苦与恐惧中毫无必要地死亡
“不管是坐在石头上、爬山半途中、坐在河流中、蜷缩在茅屋里就着月光，或者拿着煤油灯在十字路口等待，我都少不了一本约翰的平装小说。当我的期望落空、人们允诺我的神圣誓约破裂，我就遁入田野工作的备档心情，拿出我的平装小说，和多瓦悠人比赛谁能熬得更久。
我赢得令人艳羡的“固执”美名。如果有人约了和我见面却爽约，我就会拿本书坐下来等，直到他现身为止。我觉得自己终于赢得西式胜利，打败多瓦悠人的时间观。”
比等待戈多更荒诞的是，他们根本literally没有时间观。
无可避免，人类学者的重责大任是反驳大众对原始民族的错误观感，尽力证明非洲人自有一套西方观察家忽略的逻辑与智能
象征主义领域的困难在于，你很难判定哪些资料可用来解释象征体系。你试图勾勒多瓦悠人的世界——他们如何建构与解释自己的宇宙观，但此类数据多半属于意识不及的范围，你不可能直接问多瓦悠人：“你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它太模糊了。解开宇宙观之谜，某个词汇、信念，甚或某个仪式的结构都可能至关重要，你必须将它们组织起来。
真正的世界观形成都是意识不到的。我也无法和我的外国舍友解释什么是上火，也没法说明为什么橘子上火梨子下火但是苹果不上火，观念是没有理由地扎根的。
对习惯农居生活的规律节奏、脑袋里只有季节而不知今夕何夕的人而言，都市住民似乎以一种近乎疯狂的营营碌碌呼啸而过。漫步罗马街头，我觉得自己就像多瓦悠巫师，神秘的缓慢速度标示出我的仪式角色与身旁日常活动的差异。小餐馆的菜色太多，我无力应付：多瓦悠生活的别无选择使我失去决定能力。还在多瓦悠时，我成日幻想狂吃痛饮；眼前，却点了火腿三明治。
一种奇怪的疏离感抓住你，不是周遭事物改变了，而是你眼中所见的一切不再“正常、自然”。现在“作为英国人”对我而言，就像“假扮多瓦悠人”般作态。当朋友与你讨论一些对他们而言很重要的事情时，你发现自己居然怀抱一种疏离的严肃态度，好像在多瓦悠村落与人讨论巫术一样。这种因缺乏安全感而产生的调适不良，更因举目望去都是匆匆忙忙的白人而更加严重。
他们可能排拒、反抗，也可能改变自我去迎合并趋近此种印象，最终成为僵硬扮演自我的演员。不管结局为何，我们所谓的“纯真”（也就是一件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只能如此）已经荡然无存。
人类学家对割礼之所以维持高度兴趣，是因为他们将异民族视为纯然“他者”（otherness）。如果割礼仪式能被“解释”，而且跟我们的生活形式建立关联，这种“他者性”就可被移除，人类学家便觉得获致何谓“人”的某些普同意义。仿佛人类学理论如能解释性习俗，它们便能解释一切。
世界观是一个民族数千年互动与思考的产物。因此，一个民族的消失也代表人类可能性的萎缩。对人类学家而言，一个民族的人数多寡无关乎它的重要性。
一个民族的消亡就像一种生物的灭绝，不仅仅是这一种生物，还有进化链条上的千万年的轨迹；同样地，不仅仅是一个人口稀疏的民族，更是一种绵延千年的生活方式、与自然的互动、以及漫长的思考的结晶。
人类学另一铁律是当你研究的异文化看起来越来越正常，就是你该打包回家的时候了。
结束旅行总会带来哀伤与时光飞逝感。你因自己毫发无伤重返一个安全、可预期、黑色毛毛虫瘟疫不会推翻宇宙时间表的世界而如释重负。诸此种种，都让你以全新眼光审视自己，或许如此，人类学到头来终究是个自私的学科。
脱离感是不可避免的。就算作者经历了那么多苦难，但是因为沉浸过，所以挣脱起来带着苦楚。这或许就是田野工作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