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
本书内容概括如下：
第一章回顾了工作伦理的起源。从现代开始，人们就希望它能一举多得：吸引穷人到正规的工厂工作，消除贫困并保证社会安宁。实际上，它的作用是训练和约束人们，向他们灌输新的工厂制度发挥作用所必需的服从性。
第二章讲述的是现代社会渐进又不可阻挡的过程：从“生产者社会”到“消费者社会”，相应地从工作伦理指导的社会到消费审美统治的社会。在消费者社会中，大规模的生产不再需要大规模劳动，于是，曾经作为“劳动力后备军”的穷人被重铸为“有缺陷的消费者”。这使他们失去了有用的社会功能（实际的或潜在的），这对穷人的社会地位和改善机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三章追溯了福利国家的兴衰。它展示了前一章所述的转变——突然出现的以集体责任对抗个体不幸的公众共识与目前同样突然出现的反对这个原则的公众共识——之间的密切联系。
第四章是关于所有这些的后果：以一种新的方式，穷人在社会上产生、并在文化上被定义。最近流行的“底层阶级”的概念被仔细研究，并发现它主要是作为一种“助力”工具，把各种不同形式和原因的贫困浓缩成一个低等人的形象。他们都有共同的缺点，因此呈现为一个“社会问题”。
最后，我们考虑了穷人和贫困问题可能的未来，以及是否有可能赋予工作伦理新的意义，使其更适用于发达社会的现状。是否可以借助传统的手段——那些为一个不复存在的昔日社会量身定制的手段——对抗和征服贫困？还是应该寻求新的解决办法，比如“脱钩”生存权与出卖劳动力，把社会认可的工作概念扩大到劳动力市场认可的范围之外？以及，我们面对这些问题，追寻切实可行的答案的努力，究竟有多迫切？”
在过去，工人通过自己设定目标、自己控制进程获得工作的意义和动力，但现在，他们只能被动地完成由他人设置和控制的任务，工作对他们而言失去了意义。在这种转变之下，如何驱动工人运用自己的技能完成这些没有意义的任务，是现代化的开拓者面临的真正问题。解决方案是机械地训练工人，让他们习惯于不假思索的盲从，并且剥夺他们完善工作的自豪感。如同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所言，新的工厂系统需要的只是人的一部分：身处复杂机器之中，如同没有灵魂的小齿轮一样工作的那部分。这场战斗是为了对抗人身上那些无用的“部分”——兴趣和雄心，它们不仅与生产力无关，还会干扰生产需要的那些有用的“部分”。工作伦理本质上是对自由的摒弃。
长期的探索之后，这个方案终于被找到：工作（任何环境下的任何工作）是唯一体面的、道德的、可行的生存方式
工作伦理——早期资本主义下的心理
早期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工作成为一种政治正确。这个时候大众的自我定位和终身身份是生产者，这样的工作伦理裹挟着人们，用道德和罪恶把工作的“义务”强加给社会成员。直到消费社会的到来。
来工作”和“去工作”是双生的劝语/魔咒，希望同时解决个体问题和社会弊病。这些现代的口号同时回荡在分割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巨大鸿沟两侧
消费美学——二十世纪开始的工作与消费心态转变。
之前读《消费者行为学》，更多是从大众心理学的角度去理解分析，例如从弗洛伊德原则和社会性别角色讲个性和生活方式、从罗氏价值观量表和 马斯洛需求理论讲动机，但是没有特别从美学的角度去分析，这是一个另辟蹊径的角度。或者说美学是把社会学分析和心理学分析融合在一起的，再加上最重要的审美体验，从而形成一种独特的视角。
想要提高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就不能让他们休息。他们需要不断地接受新的诱惑，持续处于永不枯竭的兴奋之中，持续处于怀疑和不满之中。诱使他们转移注意力的诱饵需要肯定这种怀疑，同时提供一个宣泄的出口：“你以为这就是全部？好戏还在后头呢！”
在工作的基础上构建终身身份，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至少在目前，除了少数高技能、高特许职业的从业者外）是死路一条。任何规范的唯一目的，都是利用人们自由选择的权利来限制或完全消除选择自由：除规范所倡导的选项外，人们别无其他选择。
一个人选择的自由度越大，自由行使的选择权越多，他在社会阶层中的地位就越高，获得的社会尊重和自尊就越多，距离“美好生活”的理想也越近……消费主义最重视的是“选择”。选择，就纯粹的形式而言是一种价值，也许是消费主义文化中唯一不容置疑的价值。它是消费者社会的元价值，被用于评价和排序所有其他价值。
是美学，而非伦理学，被用于整合消费者社会，确保其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并屡次拯救其于危难。伦理学赋予履行责任以最高的价值，而美学则把崇高的体验放在首位。
工作失去了它的特权地位，不再是自我构建和身份构建的轴心，也不再是道德关注的焦点，不再是道德改善、忏悔和救赎的必由之路。与生活中的其他活动一样，工作现在首先受到美学的审视。工作的价值取决于产生愉悦体验的能力，不能使人获得“内在满足”的工作没有价值。其他评判标准（包括所谓的道德救赎）则节节败退
工作必须是“有趣的”——多样化、令人兴奋、具有挑战性，包含适度的风险，并不断带来崭新的体验。那些单调、重复、例行、缺乏冒险精神、不允许创新、没有挑战、无法带来提升和自信的工作，就是“无聊的”
难怪运动员是使命伦理剧的最佳演员：这种成就必然短暂，如青春一般稍纵即逝。他们生动地展示了“以工作为使命”是一种自我毁灭、快速消亡的生活。
消费世界不允许“无聊”存在，消费文化致力于消除它。按照消费文化的定义，幸福的生活是绝缘于无聊的生活，是不断“有什么事发生”的生活，新鲜又刺激，因为新鲜所以刺激。消费市场作为消费文化的忠实伙伴和必不可少的补充，能够防止烦躁、无聊、审美疲劳、忧郁、绝望或厌倦——曾经困扰富裕舒适生活的所有疾病。消费市场确保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因为“尝试过所有的东西”而绝望或沮丧，从而失去生活的乐趣。
杰里米·希布鲁克（Jeremy Seabrook）曾提醒过他的读者，当今社会依赖于“制造人为的、主观的不满足感”，因为本质上“人们满足于自己拥有的东西才是最可怕的威胁”。于是，人们真正拥有的东西被淡化，被贬低，被较富裕的人锋芒毕露的奢侈消费所掩盖：“富人成为被普遍崇拜的对象”。现在是以股票价值而非产品数量来衡量企业的成败。伴随着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迅速下降
福利国家
击溃福利制度的主力军是那些最初受益的人，他们凭借福利制度实现了阶级跨越，但是为了证明是“自己的努力”而不是“制度的庇佑”，选择去攻击制度而阻挠了后来的需要帮助的人。
这让我想到了我自己的经历，我的求学生涯也受到了一些制度优惠，但是我是中途才进入那个优惠体系的，而我在原有的体系中我也受到了认可，所以我并没有因此就觉得自己技不如人，别人也认可了我长久以来的努力。福利制度并不是凭空出现的，总是有他的理由，是所谓的不公平之下的深层原因。
把国家福利的服务对象限定于选民中被政治边缘化的那部分人，是降低福利质量无懈可击的秘诀
简单来说，它传达了一种信息：需要援助是一种失败的标志
“平权法案”的存在，使很多“业已成功”的非裔遭受轻视和贬低。如果没有人能找到理由质疑他们的成就名不副实，认为那只是一种恩赐，而非自觉努力、个人天赋、勤奋工作和正确抉择的产物，他们当然会更加欣慰。
受益于“平权法案”的照顾，一个新的、自信的非裔中产阶级已经诞生。但是，这些受益者们不愿承认，他们之所以能有今天的地位，并不是因为他们像其他美国人一样发挥了自己的智慧和勤奋，而是因为得到了帮助。这是他们争取尊严无法回避的问题
他们受益于国家福利体系，如果社会不为他们提供物质支持和心理宽慰，这些“自我造就”的人不会获得成功。然而，这一代人最热衷的却是削弱集体保险和社会福利工资的影响。
新穷人
消费主义下，人被重新分类。
第一类是“引导者”——发明家、广告商、推广者和商人。第二类是各领域、各层次的教育工作者。第三类是从事“消费市场服务”的人，他们的工作是激活他人的消费能力，大部分是产品的销售者和培养消费者购买欲望的人。第四类是“常规劳动者”（routine labourers），被配置于传统的流水线，或“新改进”的自动化电子设备终端，比如说超市收银台。
在宗教日渐衰落的今天，曾经被诟病的工作伦理在现在或许有了更多更好的落脚之地，比起消费主义带给人们的空洞。
即使是最常规、最乏味、最没有尊严的工作，只要（也正是因为）有望长期（在实践中，是需要无限期）持续，就有利于稳定、扎实、持久的人际关系的成长。这种“我们同舟共济”的感觉，即无论发生什么都一直待在一起——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推动和促进了人们寻求最舒适、压力最小的共存模式
工作仍然是生存的源泉，但不是生命意义的源泉，当然也不是培育人与人之间纽带的温室，它不足以支撑和维持道德信念和道德实践。这个由工厂、办公室、工作间和商店构成的世界崇尚“灵活性”，“工作伦理”的戒律显得空洞乏味。若托斯丹·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的“工作本能”（workmanship instinct）想在这样的世界中存活，就需要寻求其他的意义。消费市场做好了准备，并愿意提供这种意义。
因为没有合适的“回收机制”，因为一时失意或者时运不济导致的颓势可能无法力挽狂澜，政客添油加醋利用这点来拉选票，把他们归为所谓“底层”，把经济问题变成道德问题和能力问题。贫困成为一种罪过。
如果说“失业”，甚至是长期失业，意味着工作生活的一个阶段，那么“过剩”则更贴近如今失业的本质。它暗示了一场不可逆转的灾难最终到来。它是通向废品站的一张单程票……
把“底层阶级问题”和“贫困问题”分开，无疑是一石数鸟：
消费者社会有一个没有争议的、核心的、不成文的规则——自由选择需要具有竞争力：行使选择权的技能和决心。选择自由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选择都是正确的，因为既有好的选择，也有坏的选择。最终作出的选择是是否具有竞争力的证据。底层社会是错误选择者的集合，证明了其成员“选择无能”。甘斯在自己著作的开头引用了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一段话：
当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宣称，我们的穷人是幸福的，他们之中没有无知，也没有痛苦，我们的监狱里没有囚犯，街道上没有有乞丐，年长者免于贫困，没有苛捐杂税……当一个国家敢于这么说时，它的宪法和政府就是值得夸赞的。
所有的创造都是创造性的破坏。所有的创造都会留下一些具有污染性且常常有毒性的残渣——“合理化”的废弃物。合理化就是分离合理化对象中有用的（无论如何定义与衡量“有用”）部分和“无用”（过剩）的部分，并对后者进行清理。
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加剧了对贫困人民的剥削，跨国企业跨越了国家领土的限制，在让自己国家的人失去岗位的同时，让第三世界的人们饱受折难——他们生产电脑，但是他们甚至用不起电脑。
全球化已经成为第三条过剩人口的生产线（另外两条是秩序建设和经济、技术的进步），也是最多产、最不受控制的一条生产线。它为旧问题披上了新衣，赋予旧问题全新的意义和前所未有的紧迫性。
这些商品确实取悦于消费者，但根本无法拯救其生产者于苦难。
于是，不消费成为一种“罪过”，工作秩序不复，消费主义当道。
今天的穷人是“不消费的人”，而非“失业者”。他们首先被定义为有缺陷的消费者，因为他们没有履行最重要的社会责任——积极有效地购买市场提供的商品和服务。
纳粹的暴行并非因为喜欢暴行，而是因为责任；并非为了施虐，而是为了美德；并非基于快感，而是基于方法；并非肆无忌惮、释放野性的冲动，而是以优秀的价值观为名，以专业的能力持之以恒地完成面前的任务。褪去宗教光环的世界里，没有什么可以仅仅因为存在而享有权利，所有事物都必须展示出合法、合理的证据证明自己可以享有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