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和春秋战国、五代十国同属中国历史上的乱世，用田晓菲老师的话说就是：
汉——唐之间的一个长达四个世纪的破折号
田晓菲老师的《烽火与流星：萧梁王朝的文学与文化》打开了我对南朝的认知。南朝夹在一个尴尬的地位——前代的三国故事妇孺皆知，至东晋也有淝水之战这样的经典战役，后来者隋唐更是开创盛世，供人瞻仰。中学课本提到南北朝也只是会提到北魏孝文帝改革促进南北融合，而读隋唐史也避不开北周北齐，至于南方的宋齐梁陈，只有陈后主作为小丑的角色臭名昭著了。
历史梳理——人物与事件
梁朝皇室姓萧，开国武帝萧衍，原未萧齐宗室及权臣，502年称帝，统治长达半世纪，萧梁的历史也几乎就是他的历史。其子嗣中；长子萧统，未即位而甍，追封“昭明太子”；后立萧纲（简文帝），同其弟萧绎（元帝）。在讨论萧梁文学时此四人不可或缺。
萧梁兴于武帝统治，东魏武将侯景入犯建康，萧衍、萧纲先后被害，萧绎在江陵（今湖北荆州），破侯景，被害前焚书八万卷。
与萧衍同一时代的文人有“竟陵八友”。萧纲在东宫与文人关系密切，例如庾信、徐陵。
政治背景——士族时代
说到魏晋南北朝就不能不提“九品中正制”，世家大族享有免役免税优待，其扩张进而导致中央财政紧张。南北大迁移的社会环境里，如何和士族争取流动的人头是政府的一大难题。值得一提的是贾弼建立了家谱研究的谱学。
士族不仅有自己的武装力量（部曲或家兵），也吸纳了文化系统：
文化成就在一个家族的升降史上，远远比血统和家世更为重要。
比如兰陵萧氏在齐梁覆灭之后，仍然在隋唐的政治和文化舞台上活跃。尽管在唐朝士族的影响已经被大幅度削弱。或许和《唐顿庄园》里的有爵位的贵族们一样，彼时的士族与庶民之间仍然存在一条鸿沟。这种亮节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台城沦陷面见侯景的时候武帝和太子仍然从容不迫。
话说回来，南朝能以正统自居的原因不仅因为北方是胡人朝廷，更多是因为南朝对的文化上的政治力量更大：
聚书是建立国家整体的一部分内容。如杜德桥所说：“国家图书馆成为国家统一和国家文化的象征，因为它确立了通知王朝的合法地位以及作为文化守护者的合法身份。”
……把“文”变成一种家族产业，而且还常常把文化资本转化为社会和政治特权。
甚至，这种责任会超过对国家的责任。颜之推就在这样一个处境里，他从梁被俘北上，再也没有回到过南方，从而把他的一套中庸之道以《颜氏家训》的形式流传后世。
一切熟悉的事物、熟悉的制度对纷纷土崩瓦解，努力寻求一种既体面、又安全的生活方式，建立并维护一个可以长期存在的价值系统。
文化环境——佛教与南北形象
佛教文化
传统的历史学家常常对武帝作为君主几近完美的道德表现和他的悲剧性结局感到困惑。
在儒家的正统语境里，念佛似乎总是和治世背离，同唐宪宗迎佛骨一样（并没有说唐宪宗统治得很好的意思），梁武帝对于佛教的着迷也成为了许多史学家批判的落脚点。
梁武帝在佛教方面的开创性贡献是提出“三教同出一源”：
通向开悟的道路不是一种教义代替另一种的过程，而是调剂和融合的过程。
在武帝之前，佛教徒并没有严格的素食规定，“三净肉”仍然可以接纳。
我认为梁武帝在这里似乎有一些政教合一的尝试，不过儒家的传统力量太大，有为和无为的冲突格格不入，所以终究没有能够达成一致。但是他不仅是统治者居高临下的姿态，更多是企图在自我实现和政治影响中达成一个统一：
在中国历代皇帝中，有意识地成为普通百姓所崇敬爱戴的偶像，而不仅仅是高高在上的统治百姓的君主，武帝大概是第一人，在很大程度上他是成功的。
当然，这和他的个人经历不无关系。他自皇亲权臣出身以至于篡位改号，是不符合礼法的：
儒家的圣人虽然允许一个人改过从善，但是对叛臣却毫不吝情。
在王夫之严重，梁武帝是一个复杂的人，背负着许多沉重的记忆，却最终在佛教中找到了他的容身之地。
南北形象
南北差异似乎一直是热点话题，从甜咸粽子、甜咸豆花之类的争辩，其实其中的根源或许仍然需要追溯到千年前。
首先需要明确南方和北方的范围。
早期文化语境中的南方不是相对于北方、而是相对于中原存在的。
比如说人们熟知的诗歌类型“边塞诗”其实许多出自于南人对于北方的想象——而诗人甚至不需要去过北方。而边塞诗的另一面是“闺怨诗”，更是加强了这种南北的“性别角色”——北人粗犷直率，南人温婉内敛。而这些某种程度上都是统治者出于政治的文化塑造。还有关于北方乐府诗的解说：
学者们对于南朝乐府的解读，变成了服务于现在意识形态的工具。这些所谓女性化的感情和行为出于文化、历史和社会的建构
文学成就——宫体诗而已？
本书开头提到的《梁皇忏》对于我来说并不陌生。去年家里老人辞世的时候，家父请僧人做法事，也正是此书。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时期类书编撰的兴盛，这是一类把前任的文本编辑综合起来的形式，对于文学本身的贡献是提供了事类典故。同时类书也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知识结构。
这个时期比较重要的著作有佛教文选《弘明集》、以女性读者为对象的《玉台新咏》、诗文总集《文选》，还有南齐时期成书的刘勰《文心雕龙》。值得注意的是刘勰出身比较寒门的士族，并没有很高的官职，却写作这样一部宏大的文学批评著作。田老师指出《文心雕龙》在古代中国并没有掀起很大的波浪，到了20世纪，因为它的理论体系和西方的文学批评体系相似，所以才引起了重视。
说回宫体诗。
宫体诗的定义，不应该是“关于女性和艳情的诗歌”，而应该是关于定力、关于注意力、关于凝神观看物质世界的新方式的诗歌。
宫体诗千年来面对的评价其实一直令人唏嘘，值得反思。
“余”是用不完和多出来的部分，是多于植物；然而，它也是一种必需品，因为“无余”会引起很多焦虑，甚至让人觉得缺失。“余地”是一个人不会真正用到的“多余”空间，但是，却又必须拥有这一多余空间才能真正享受一个人所实际占据的空间。
整个宫体诗的命运：没有任何实际功能，在一个不能容忍任何多余物游离在外的文化系统之中进退维谷。
我们习惯上总是觉得一样东西“有分量”才有价值，但是归根结底，文学无非是人类用来抵御卡尔维诺所谓“人世之沉重、惰性和混沌”的一系列努力。
宫体诗的生死观
佛教的净土乐园，被描绘为一个镶嵌金刚石与七宝的华严境界。……这些矿物质，它们和植物界的数目唯一的分别就在于它们是不朽的，超越了生与死，永不凋零。
和画中人不同，画外的佳人会生病、衰老、发怒或悲伤，从此轻易地失去她的“好精神”，而这才是生命，才是人间。画似真而非真，画作难免收到水、火、虫囊和事件的损害，其“长久”也无非是幻象而已。
最后关于庾信的故事的解说，不可谓不动容。在生死游离、改朝换代的悲欢中，人如何寻求一种精神家园的慰藉，成为那个乱世里的诗人永恒的话题。
意图流芳万世的石碑铭文即使还存在，也不如个人的记忆更可靠，能够更好地保存过去。
最后应用庾信的诗，也是本书标题出处：
南登广陵岸，回首落星城。
不言临旧浦，烽火照江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