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
Self’s Perfect Mirror: Poetry and Autobiography
在西方传统里，叙事是自传和传记的核心，而在中国古典文学里，叙事本身却没有那么重要——叙事不过是人生剧场流水账，只是一本年谱。真正体现人物价值的是他们展现出来的精神，是他们丰富的内心，是他们的“情”。但是如何展现人物的“情”？如果是第三者写作的传记，客观的叙事可以得到保障，但是内心的展露无处寻觅，第三者和主人之间的距离是优点也是缺点，对于寻求“真情”的传主来说只有自传的形式才能解除他们对主体间性的焦虑。
那么，自传的主人怎么能挖掘自己的价值呢？他如何才能真正理解自己存在？于是作为自传作者的又需要和真正的自己拉开距离来审视自己的灵魂，而双重自我之间的亲密无间又成为一个障碍。所以自我精神需要经过不断自省和反复体察。
在这样的双重自我里，也存在为了“建言”而自我扭曲的情况：为了光鲜的表象，而违背自己的真正志趣。陶潜在回到乡野之前也如此扭曲过自己的灵魂，导致了内外的分裂，后来他通过《五柳先生传》体现了自己的真实所在。除了揭示对田园归隐的渴望，他其实展示了另外一个要义：人的双重性是不可避免的。人的外在必须和内心割裂，因为外在是无法被信任的，只有诗歌展现的内在才是真实的。
那我们如何把分裂的内心和浮华的表面重新结合？只有诗人变成自传的作者，才能规避表面的的矫揉造作。诗人必须坚定的守护自己的内在，抵抗外界对他的怀疑。即使他内心不尽然澄澈如水，即使他仍有许多矛盾不安，他要消除那些因为外表而产生的先入为主的观念。他的诗歌《移居》《饮酒》《归园田居》《止酒》看出他在证明自我上的努力。
在陶潜生活的五世纪早期，游仙、咏物、乐府盛行，这些诗歌中的“人”因素被弱化，而把重点放在身外之物。而陶潜的诗歌独树一帜——他的读者是所有人也是没有人，他企图从通过诗歌表达的是他自己，是他对人的重新发掘，他不只是要当农民，而是要当一个真正的的人。
在古希腊戏剧中，角色常常以面具的形式呈现。王尔德认为真相藉由面具道出。此“角色”非彼“角色”，而是自我的一部分，是人格的一个维度。角色的存在意味着被认知的渴望，是自我意志的觉醒。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觉醒用的是entelechy这个单词，是一种充满生机的圆满，是生命的究极。
那些伟大的角色有其与与生俱来的的复杂性。角色的欲望本质揭示了他们的不足，或者说他们强烈的渴求揭示了他们的的角色。王维也是一个毫不掩饰自己渴求的诗人，彰显了他们鲜活的人性。这种对于人性的深刻追求在西方属于异端，在中国则能引起共鸣。
Apart from his role(s), a human is plastic, indetermi nate, a mere history of accidents, occasions, and changes, unknow able either to self or to others; a role is determinate and communi cable, a form through which the indeterminate self can be known. And the greatest poets enact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between self and role—the process by which the two seek perfect correspondence.
儒家的教义里有“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从小读这句话我们强调的是后半句的“不逾矩”，而或许“从心所欲”这个角度常常被忽略。
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察其所安”的“安”翻译成“at rest”，窃以为不甚达意。“安”不只是休止，而是一种精神状态，是人的舒适区。正是通过挖掘人内心的安逸，审视那些理所当然的意识，才能看到人的真实。这些理所当然是构成人的世界观的方方面面。而在一加一不等于二的世界，在飘雪的盛夏，在生命诞生之前，在颠倒的混沌里，人无法洞察，因为世界是一笔一画勾勒出来的。圣人言，大善大恶本同源。在内外人格分割之际，在言语和内心脱离之时，单纯的话语无法造就智慧。即使是陶潜也难逃这种不安。
值得一提的是Stephen Owen自拟的中文名是“宇文所安”，或许也源于此。他不辞辛苦翻阅古迹，从中国的古典智慧里看到了人生轨迹和意义。
让我们转到盛唐，看向诗圣。杜甫写《空囊》是因为他真的身无分文吗？不，他的钱袋里不是银元，是他失落的自尊。是他在欺骗读者吗？让我们看杜甫的“所安”，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是“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诗圣安于贫寒，却不甘耻辱，个人的耻辱，国家的耻辱，风光不再的大唐，零落的长安。这是诗圣展现内心的形式，也是他为自己谱写的自传，向千年后的我们吐露他的内心。
Metamorphosis是他山之石，是卡夫卡式的形态变换。从单词构成上，morphsis是形变，体现在外表上，而meta是缘起，是背后的根源，是结合内外的双重性。当人一分为二，甚至支离破碎，语言和说辞也难以避免地有动摇不安，甚至自相矛盾。那么诗人如何艰难维护这种对立统一呢？他们把这种希望寄托在“性灵”上，希望“性灵”能够保有他们的意志。杜甫则是通过看向自己的缺陷，他展露出的是对不足的同情：“天地一沙鸥”的飘荡，“乾坤一腐儒”的孤寂，他化身为客，进入永恒的徘徊。
He is a k’o 客, a “wanderer”, the human known in relation to a subjective topography, a physical displacement ofjourneys and returns in which all locations but one remind him he is not “at home.”
因为他用的客的距离，远远地看形单影只的自己，还有背景的无尽天涯。他把自己投射在那些遥远的景象上，于是他看到的是不同的自我，用宇文所安的话说，“displaced and unique”。
杜甫被放逐之后踏上了没有归途的流浪之旅，从一开始这趟旅途就有不祥的预兆，而这也是他最后的旅途。那些神秘的预示又像神话预言，揭示着他的人生，他的去路，因缘世故。
在那些预言的显像里，最显著是源自老庄哲学的《逍遥游》，是扶摇直上，是“随波无限月，的的近南溟”；“图南未可料”中，他却“变化有鲲鹏”。在这些神话中，包含着天上的仙人景象，这些方向像他笔下的老人星一样指引他走向一条不归的终结之路。
在文人笔下，真实自我总是要向外在妥协，无论是陶潜还是杜甫，但是那面照出真实的镜子总是能够拨云见日，看到真实的自己，那面镜子是自传的笔触，是诗歌的流淌，是难眠的心情，是澎湃的胸怀，是诗人的意志，是不朽的灵魂。
最后，宇文所安的方法论是跨越时空、超出文本的，但是我的困惑大概是自我完满的溶解，是合二为一的损耗，是分离重合的颠沛流离，用卡森的两句话总结；
To be seen feeling anything strips you naked.
To be seen is penalty.
或许只有镜中人才能解答。
延申阅读：《中国文学思想读本》，《追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