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y Beard作品选读

Mary Beard是剑桥大学的古典学家。选读了她的几个作品:《古典学还有未来吗》《女性与权力:一份宣言》

其实一开始打开的是A Don’s Life,已经是去年的事情了。但是读不下去碎碎念,觉得没什么意思,遂放弃。

古典学还有未来吗

Confronting Classics,中文翻译的标题是《古典学还有未来吗?:从古希腊罗马到现在》

 

导论 古典学还有未来吗?

高二时候一篇永生难忘的英语阅读题,讲人文学科如何衰亡。曾经我也以为科学能解决一切,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慢慢认识到人文的不可或缺。

我们要如何让古代世界对我们产生意义

有人认为古典学的支持者只能怪自己。这是“欧洲死白男”类型的主题,被过于频繁地当作各种各样文化和政治过失的方便的托词:从帝国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到社会上的势利眼和最令人厌烦的教学形式

因为高度依赖诠释,容易被扭曲,所以容易被误解

阅读了种种意见后,有时候你可能感觉正进入一种奇怪样式的医院剧:一种学术的急救室,里边的患者(“古典学”)显得疾病在身,其身边围绕着不同的医生,他们的诊断或预断都无法达成一致。是不是病患只是在装病,其实特别健康?是不是可以逐渐改善病人的健康但也许再也不能恢复到最佳状况?还是说患者已经病入膏肓,仅有选项是姑息治疗或隐秘的安乐死?

古典学研究是研究在古代和我们自己之间的间隙中发生的事。不仅是我们和古典世界的文化之间的对话;也是我们和先于我们逝去的人们之间的对话,他们自己也曾与古典世界对话

如果我们要将古典学从现代世界切除,那么这绝不只是关闭若干大学院系、把拉丁语语法扫进故纸堆那么简单。这将意味着西方文化的躯体上的流血的伤口——和充满误解的黑暗未来。我不相信我们将走向那条路。

第一部分 古希腊

2 萨福开言

 

她究竟是我们意义上的女同性恋,或只是对女性朋友和学生特别投入感情(许多保守的19世纪评论家想要这么认为),则是另一回事

它表现了诗人解读并重新阐释荷马史诗,借此来以独特的女性方式赋予其新的含义;它实际上通过“将语言从士兵的体验转为恋爱中女人的体验”,从而颠覆了整个“英雄秩序”。萨福的写作在此相当于对占支配地位的男性语言的战术逆转

3 相信哪个修昔底德?

一般而言,口号越是朗朗上口,就越可能主要为译者,而非修昔底德本人所制。许多归功于他的警句他根本就没写过。

根据广为引用的克罗利版:“常用词句的含义不得不加以改变,而采用现在所赋予它们的意义。 ”

霍恩布洛尔正确翻译了这一段,与原文风格协调:“根据他们所认为正当的,把对行为的惯常的语言评价调换成了新的。”修昔底德接着解释这句话的意思是“不理性的大胆”行为被视作“对自己派别的忠诚和勇敢”行为。不论我们的阐释有多确切,这句话都和语言无关,而是关于道德观的变化。

4 亚历山大:如何伟大?

关于亚历山大的争论及其引为基础的证据两千年来变化不大:对于作家、电影人、艺术家和政治家而言,基本的困境仍在于对亚历山大应该崇拜还是谴责

这些罗马人当然并未创造亚历山大的故事;他们当然要依靠亚历山大同时代人的作品,不论好坏。但他们必定透过罗马的滤镜看这个故事,并在阐释和调整读到的内容时,以自身政治年代特有的征服和帝国扩张的版本为依据。

第二部分 早期罗马的英雄与恶棍

7 绝境中的汉尼拔

 

某中古史同学说,这句话可以放在每一个中古历史学家上。笑。

不管按古代标准还是现代标准,李维的确是非常糟糕的历史学家。他不做基础研究,完全依靠更早的史书。这在古代不一定罕见,但李维比多数人更差劲:他往往并不完全理解其资料或设法将其协调为统一连贯的叙事。在一些声名狼藉的情况里,同一事件他讲了两次,也许因为他发现两份不同的资料对同一件事的叙述略有差异,却没看出所描述的是同一件事

9 罗马的艺术窃贼

庆幸中国文化没有被西方深度强奸的同时,仍然要寻找守护传统的途径。

认为文化掠夺是“侵犯”的老观念在这里比我们想象的更有用。只有为数不多的性侵犯是由陌生袭击者在暗巷发起的暴力攻击,同样,实际上关于文化资产的论辩很少是从侵略大军用枪指着拿走艺术宝藏开始的。任何情况下,这些都是容易解决的情况。多数强奸都是某种形式的约会强奸,其中的议题转向了意图、(误解)理解、互相冲突的记忆,以及胁迫、默许和同意之间的模糊边界。很难确定有罪或无罪;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定罪率非常低。从威尔瑞斯到额尔金勋爵等更多人,关于文化劫掠的争议通常遵循约会强奸模式(谁给的允许?所有者真的同意了?诸如此类)。这就是为何它们最终证明如此难以解决

重要的一点在于遣返从来不能恢复原状:这永远是艺术品流动史中的另一个阶段。人所共知,额尔金大理石雕塑如果返还,将不会重置于它们曾经被劫走的原地,而是送到一座新博物馆的迥然不同的背景中。不太为人所知的则是遣返拿破仑战利品的一些极端后果。确实,许多杰作被送还来源国,但并非总是返回原来的处所。这个过程中受损害的不仅是博尔盖塞家族,还有意大利的小教堂,它们并未真的收回心爱的祭坛装饰。因为这些东西一般都“返还”给了日益重要的意大利博物馆收藏,例如威尼斯学院美术馆,或者罗马的梵蒂冈。换句话说,这种遣返行动是将其从圣物变为博物馆馆藏的重要一步。

10 倾向性报道恺撒之死

 

怀斯曼给了我们关于晚期罗马共和国的一个视角,它并没有被精英们的自利、财富和尊严完全占据,而仍有声音在为平等、共享财富和土地、普通人的权利而大声疾呼。这和一群心怀不满的贵族以(他们自己的)自由的名义施行的对人民捍卫者几乎砸锅的暗杀迥然不同。

第三部分 帝国时

11 寻找皇帝

体面更加重要,活着的皇室成员的尊严,比国王的奄奄一息的生命更重要。

1936年,乔治五世的医生在适当的时候承认,一剂致命的注射加速了国王的死亡,部分原因是确保消息能在次日的《泰晤士报》上宣布,而非不那么庄严(august)的晚报上。

相比现在,罗马世界中的秃头被看作更重大的身体缺陷。

共和国的崩塌部分是因为罗马军队是半私人机构,效忠自己的指挥官而非国家

12 克里奥帕特拉:神话

 

任何于公元前46年从亚历山大城乘船去罗马的人(那一年克里奥帕特拉自己这么走了一趟去拜访尤利乌斯·恺撒)都会感到,用希弗恰当的比较说,有点像是从18世纪的凡尔赛去往18世纪的费城

但是18世纪末费城就已经被纽约超越了。

但要获得亚历山大城社会更广泛的清晰图景,则要难得多了,部分原因在于现在几乎不可能断定有关托勒密王朝奢侈浮华和盛大场面的古代故事中,哪些多少是真实的,哪些是古代“亚历山大城神话”的产物

君主托勒密二世“爱慕姐妹者”(Philadelphus)发起……

学到新词

我们同克里奥帕特拉的亚历山大城最强的,尽管是间接的联系是两座方尖碑,名为“克里奥帕特拉之针”,其中一座如今矗立于纽约中央公园,另一座在泰晤士河河堤上。它们本来是大约公元前1450年法老时代的方尖碑,后来可能被奥古斯都转移到亚历山大城,构成了尤利乌斯·恺撒圣殿的大门,这几乎肯定是克里奥帕特拉在死前安排并启动的。最后它们在19世纪末流落到纽约和伦敦,多亏常见的慷慨大方、好古癖和帝国主义剥削的结合

13 与帝国成婚

 

奥古斯都的妻子,帝国的第一夫人利维亚。

格雷夫斯自己在《我,克劳狄乌斯》中写道:“奥古斯都统治世界,但利维亚统治奥古斯都。

死亡就像多数女人去超市那么冷静 

在库克的阐释中,利维亚犯了摧毁美国国家政治基础的罪行。

太有趣了。

14 卡利古拉的讽刺?

 

没能建立起可靠的君主继承制。部分原因在于罗马没有普遍认可的继承原则

这么看来,中国的嫡长子继承制虽然被诟病“家天下”,但是的确是有利于政局稳定的。

奥古斯都和他的长期妻子利维亚各自都有和前伴侣生的孩子,但没有共同的孩子。结果就是罗马帝国的形成伴随着谁能继位的问号

18 哈德良和他的别墅

 

大多数罗马统治者不是因为他们是恶魔或遭到妖魔化(我认为刺杀更可能是宫廷内部自利倾轧的结果,而非出于政治原则或道德义愤)而被推翻,而是因为被推翻而被妖魔化

谁不是呢。南北朝里的南朝被丑化,因为唐朝直接继承了北朝政治。

第四部分 罗马从下到上

19 获释奴隶与势利眼

没有任何一个这种社会像罗马那样解放过如此数量庞大的奴隶。不止如此,罗马人还赋予昔日奴隶罗马公民身份的几乎所有权利与特权

20 算命、口臭和压力

有些是反复出现的关于性、疾病和成功的议题(“我会不会和女友分手?”“病人能活下来吗?”“我会发达吗?”)

在罗马财富与特权光谱的各个部分,人们的文化和审美选择大体相同:唯一的差异在于你付得起多少钱

23 南希尔兹的亚拉姆语

尽管说着各种本土语言的人掌握了拉丁语,罗马人却并未投桃报李。

他们有许多人会有本地妻子、女友或娼妓;可以推测他们做爱时不会只说拉丁语

欧洲多语比较常见,而大多数美国人不一定说得好其他语言,南方说西语的不少,但是也不完全。

第五部分 艺术&文化;游客&学者

24 唯有埃斯库罗斯能行?

有时雅典悲剧重新上演并产生强烈效果,支持各种崇高的自由事业,从女性选举权到反种族隔离的战斗。但我们不能忘记,它也曾是极权主义政权最喜爱的一种艺术形式。博比·肯尼迪(Bobby Kennedy)或许在马丁·路德·金被刺后的著名演讲中引用过埃斯库罗斯:“即使在我们的睡梦中,痛也不能遗忘点点滴滴滑落到心头……”但我们发现,这同一句话也曾有过某些不那么可敬的再挪用。

30年内几乎每个有价值的政治目标——妇女权利、对艾滋病的意识、反种族隔离运动、和平进程(从北爱尔兰到巴勒斯坦)、同性恋骄傲、核裁军,更不用说各种反对独裁、帝国主义或撒切尔政府的斗争——都通过希腊悲剧的新演出找到支持。这段时期的几乎每个恐怖事件,特别是对巴尔干半岛和波斯湾战争的分析与谴责都使用了希腊悲剧的语言用法(用于特洛伊毁灭的话语可以换成科索沃、巴格达,或你想要的地方)。很大程度上这是这本文集可观魅力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它令人困扰的问题的一部分。

这是古典学的意义。

往往被看作希腊悲剧现代制作的转折点。它标志着古代戏剧近来不同寻常的重生(霍尔评论说,“过去30年内上演的希腊悲剧比古希腊罗马以来任何时代都要多”)和它对20世纪后期世界范围内的斗争与不满的强有力参与。这部剧的上演与肯尼迪之死同时发生,这本身就富于启示:戏剧变革与真实的政治悲剧并行,后者眼看着反战的自由主义美国的最后希望破碎。

“绝对抚慰”是“危险和自我欺骗的”

好奇这一句的中文

如说海伦·弗利(Helene Foley) 就从约翰·费希尔(John Fisher)1996年的坎普风格(camp)戏仿剧作《音乐剧美狄亚》中得到很大乐趣——这是一部剧中剧,讲述一位戏剧导演的烦心事,他试图重新推出这个故事(并颠覆其中的性别政治)把伊阿宋设定为同性恋

这是没有想到的发展。

古典学这门学科有个特征,每一代后继者都在哀叹古典学问衰落的同时,有能力庆贺自己对古代新颖的再发现

取之不竭,用之不尽。

比如认为古代悲剧是问题而非答案的观点,或是认为西方文化对战争恐怖或性别不平等的应对如此无效,部分原因就在于它无法跳出两千多年前雅典建立的框架彻底思考这些议题的观点

最怪异的政治转向是肯尼迪那段著名的埃斯库罗斯片段的后续命运,这一命运突兀地待在它在自由主义美国年鉴和民权运动神话中的神圣地位一旁。加拿大古典学家克里斯托弗·莫利塞(Christopher Morrissey)不久前评论过,这完全一样的一段话被理查德·尼克松据为自己最喜爱的引文之一。那么,它不仅用来纪念马丁·路德·金之死;亨利·基辛格还声称,尼克松在白宫的最后一晚他也在,这段话曾在他脑中嗡嗡作响。想必,唯有埃斯库罗斯能行。

25 大显身手

《我的拉奥孔:艺术品阐释中的另一种主张》最引人注目的一项成就:比如向读者表明,确定一件罗马雕塑的年代并不是艺术史最重要的问题,甚至不是必须的问题。

26 别忘了木髓帽

 

我们这么做,部分原因是让自己在希腊时的行事方式和国内不一样(去陌生人家里过夜难道不正是我们教孩子们不要做的事儿吗?);部分原因是为了促成我之前提到的驯化过程。只需片刻就能看出,从这些“好客”的邂逅中可以构建出另一种叙事:“可口的本地私酿”是“无法入口的烈酒”;水果又生又苦;你真正想看的神庙遗迹要沿土路走整整一小时,这会儿再去太晚了;也更不可能天黑前安全返回住地。在“好客”的口号下,我们将潜在的令人不安的文化差异理解为一种原始的(实际上是荷马式的)美德,我们可以钦佩之,同时也稍微有点照顾的心态。

当我们在无法入口的烈酒和没熟的水果上踩雷时,其实是“开炮的给炮轰了”,而“炮”就是我们对原始的殷勤好客的执着;换句话说,我们才是笑话。

说到底,显著的相似之处是造出来的,不是被发现的。

27 游客的庞贝城

 

这说明对19世纪多数游客来说,参观庞贝就是参观亡者之城。这是考古现场,也是丧葬现场,它唤起人们对毁灭的悲剧和人类处境之脆弱的思考,同时似乎又自相矛盾地令古代世界复“活”。

28 金枝

弗雷泽的著作

“他改变了世界——不是墨索里尼那样,用花衬衫和蓖麻油;不是希特勒那样,用对强力的空洞吹嘘。他改换了所有人都呼吸的文化空气的成分,从而改变了世界

弗雷泽自己声称烟火“特别迷人”——不过鉴于这时他已经完全失明了

笑。

29 哲学遇见考古学

20世纪30年代常见的治疗方法不如现代医学干预有效,但更令人愉快。他的医生推荐长期休假、长时间散步和航海。还鼓励他继续写作:尽管教书被视为有害血管,研究工作却被认为对它有益。

休假总归是有益的。我说真的。

柯林武德最著名的著作《历史的观念》(The Idea of History)出版于1946年,他在本书中抨击了被他称为“剪刀加糨糊”的历史研究方法(如今我们对此已耳熟能详),并捍卫了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观念

无须叙事学的诞生或返回“宏大叙事”风格也能意识到,历史叙事一直都是选择性的,一直都在提出关于证据的问题。像柯林武德描述的他方法论上的假想敌那样完全不加质疑的历史根本不存在

30 遗漏了什么

对19世纪中叶之后的时期还是有一定意义的——当时古典学刚成为专业学科和可识别的利益团体。正是在此时,“古典学家”(或“古典”)一词的应用第一次多少包含了其现代的专业含义。在那之前,当拉丁语教学——还有较小程度上的希腊语——主宰学校课程时,将任何精英男性称为“古典学家”都是毫无意义的——或者反过来你可以说他们都有资格得到如此称呼

后记 评述古典学

要继续就古典世界辩论,“合适的地方”在教室或学术期刊之外。我们已经看到(见本书第24章),对希腊悲剧的一些最重要的重读是在舞台上而非书房中创造的

在让书籍值得写作和出版的持续进行的辩论中,书评是关键的一部分,也是让它所激发的对话向更广大受众开放的方式。

女性与权力:一份宣言

古典学之所以在当今有用,是因为人们通常不愿意听当代人说话。比起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古老久远的孔子苏格拉底更能让人信服,就算他们的话不一定更有道理。古典学或者任何经典学科的时代任务都是通过解读和诠释、支持或者反对当下的意识潮流。在女权运动兴起的当下,古典学者,尤其是研究女诗人和女性角色的古典学者也在运动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本书收录的两篇演讲用古典学的力量从两个角度支持了运动。

公共场域中的女性声音

在荷马的叙事里,一个男人成长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学会掌控公共场合的言说,并阻止女性发声。特拉马库斯对词语的选择也同样说明问题。当他说“讲话”是“男人的事情”时,他用的词是muthos——我们今天更熟悉由这个希腊词发展而来的myth(“神话”)一词所具有的含义,但他并不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该词的。在荷马使用的希腊文中,它标志着权威性的、发生在公众领域里的言说,而非每个人——包括女人,或者说主要是女人——都能进行的那种闲谈。

一长串贯穿了整个古典希腊和罗马历史始终且多半成功了的类似的企图,这些企图不仅是要将女性隔绝在公共言论之外,也包括对这种隔绝的炫耀。

在古典世界里只有两种主要的例外。首先,当女性作为受害者和殉难者出现的时候,她们会被允许发出声音,通常情况下,这都是其死亡的序章……第二种例外则更为我们所熟知。偶尔,女人们也可以名正言顺地振臂一呼——为了维护她们的家园、孩子、丈夫,或是其他女人的利益。

就我在一次简要的谷歌搜索中得到的信息来看,经常被形容成在“哀鸣”的群体除了女人,就只有所执教的球队一大串连败后四面楚歌的英超足球经理了

朋友说:英国人的幽默集中体现在两点,骂足球和骂法国人。

计较这些措辞重要吗?当然重要,因为它们构成和强化了一种社会沿袭下来的思维模式,它消解女性话语中的权威、力量,甚至是幽默感。

我们需要在更基本的层面上反思我们的修辞活动所依据的规则

言辞是重要的,因为言辞影响我们的思维和生活。比如中文里的嫁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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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与权力

于是发现,搜到的前一百个结果里只有一个女性:《精灵宝可梦农场》游戏中的霍莉教授

该死的幽默。

如果存在一个使女性失去力量的文化模板,它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又从何而来呢?

后记

女性所面临的困境不仅仅是她们“更难成功”,而且当她们搞砸了自己的工作时,也会遭到更严苛的对待。

我会将更多的篇幅用来捍卫女人(至少是偶尔)犯错误的权利。 

女人也是人,不是完美无缺的。双标成为一种常见的手段,也成为人们讥讽的对象(“性别对换评论减半”)。捍卫女人偶尔犯错误的权利尤其重要。

看到作者自己的遭遇,不由得想起我看过的许多文学,rough总觉粗鲁,consent才是安心和贴心的源泉。

#MeToo的世界里,权力/力量(power)意味着很多事情。它当然意味着赋予女性无所畏惧地讲出她们自己的故事的力量,但它也标志着我们去挑战、去改变那些给了男人们托词以逃脱罪责的叙事的力量——让我们正视这一点吧,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能是真心实意地相信这种叙事的。我们的目的当然不只是让有罪者得到惩罚,而且是要使他们这类自我服务的叙事策略完全失去其说服力,甚至使他们自己也无法这样被自己说服,这也是对未来来讲更为重要的一点。 

希望所有男人明白,被性侵的时候,女人心里没有暗爽,只有恐惧和憎恨!

我希望可以一劳永逸地,最后一次说出这句话——“她心里丝毫都没有暗暗渴望这件事,没有!”


最近有点忙,准备三月中在旅途中把《罗马元老院》和《文明I》读了。


文明I

新版《文明》纪录片的配套书籍,两篇文章都特别有意思。

艺术史

人体的艺术

奥尔梅克人都强有力地提醒了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内,当人类刚开始艺术创作时,他们制作的总是关于自身的作品。艺术从一开始就是关于我们的。

这座雕像吸引罗马观光者的原因,不在于它巨大的身形,而在于一个更令人惊奇的现象:它能歌唱。足够幸运的话,在清晨时分,你就能目睹这个奇迹——门农在破晓之时呼唤他的母亲。一个不那么有想象力的古代旅行者把这座雕像的啸叫声比作断了弦的里拉琴发出的声响。

文明与粗俗之间、人与兽之间真正的界限何在?你要喝多少酒才能真的变成野兽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活人才能真正地微笑。

画不仅是内容本身,位置也很重要

乍看起来,它们像是那种你可能会挂在墙上的肖像画 (它们当中的大多数现在也确实挂在美术馆和展厅的墙上)。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这些肖像其实是画在棺材上的

如果我们追溯罗马人肖像传统的起源,会发现其中的一个源头就是个关于失去的故事:这种失去指的不是死亡,而是另一种辛酸的失落。

一些棺材上的家族徽记已经磨损,甚至有些上面还有孩子涂画的痕迹,说明至少在某些时间段里,它们是被暴露在现世的地面上的。在最终埋入地下之前,它们可能在家族的祖屋占据着某个位置。它们构成了一种努力,想让逝者与生者共存,想要模糊此世与来世之间的界限。

模糊此生和来生,好像在中国古典艺术里也看到过相似的主题

据说她的爱人即将远行,在他出发之前,她举起灯盏,将他的影子投射到墙上,再沿着他影子的轮廓画出剪

感觉罗曼蒂克得要死。

我们容易想当然地认为这种“现实主义”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已然继承了这一整套惯例),或者甚至从中看出社会现实主义的雏形,将它与20世纪早期艺术家的创作风格联系起来。我们通常不会认为古典时代就有了社会现实主义,但在某种意义上,这件作品的确可以被归入这一范畴:不只因为血痂和伤口的逼真性,更重要的是当这个男人孑然一身地坐在那里时,所完全沉浸于其中的那种情绪的崩溃感。这件作品还有更深的含义:在聪明的艺术技法之外,它还暗含了一种对古代完美“身体文化”的批判。在一个对年轻的运动员体魄顶礼膜拜的世界里,所有这些富有表现力的生动细节都在提醒着我们:健美的身体和伤痕累累的残缺身体之间,只有一步之遥。这件艺术作品直指古典文化残酷而尴尬的一面

欣赏的目光从他人到自己,又想到了卡森说的三角鉴赏了。

怎样才算是令人满意的人类形象?欣赏活动的重心总是会部分地转到身为观众的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偏见之上。摔跤手塑像在某种意义上恰如其分地提醒了我们一个关于人体艺术的基本事实:它不仅仅关于过去的人们如何选择呈现他们自己,或他们看起来是什么样,而更关乎我们现在如何观看。

宗教的神和人

那些不可调和的问题

宗教绘画里如何表现神?

所有宗教尝试将那些不属于这个俗世的神灵、圣人或先知具象化到此时此地的时候,它们都必然要面对一种两难的境地:对图像的敬奉在什么时候会变为危险的偶像崇拜?荣耀上帝的形象与空洞的世俗虚荣之间的分界在哪里


“无处不在的神”现在在印度和巴基斯坦意味着一种形式丰富的传统,在公共汽车和卡车拖车上展示神明或其他宗教象征图像。

“神像,神像无处不在,让我无从立足。”当12世纪诗人、哲学家巴萨瓦在印度面对着身边密布的宗教形象时,他说出了这样的话。=

早在10世纪,穆斯林作家就经常这样形容印度了:这是个对偶像的崇拜已经疯狂入痴的地方,甚至可以说是(在他们眼中的)偶像崇拜行为的发源地。有种说法认为这些宗教形象在全球分布得如此广泛,全是因为挪亚(Noah)的那场洪水把它们从印度冲到了世界各地

若干年前在微博里刷到了关于偶像和宗教之间的联系,恰好本人前几天经历了一场特别密集的追星。首先我看了期待许久的演唱会,但是演唱会上只能看到远远的被遮挡的、闪闪发光的人影,璀璨到眩目;后来我又送了机,终于看到了她们私下的、人性的一面,反而让我心软。打破偶像的神性,找到人性甚至亲眼见证人性的时候是我觉得我的情感最丰富的时候。

所有这些习俗的目的看上去或许都很简单,甚至是不言自明的——无论我们是把这些形象看作敬畏和崇拜的焦点,对神明存在的提示,还是满足我们自身对那个不可见神圣世界的窥视欲的方式

他们要求那些看到画面的人们——无论是僧侣、朝拜者还是旅行者——自己去辨认、发现、再发现佛陀的故事。要读懂这些图像,你不可能只是一个被动的消费者,而必须主动地去阐释它们。这种碎片化的叙事,也是在呼应宗教故事里常见的碎片化特征——开放性、对立性与矛盾性。甚至连昏暗的光线都在其中扮演了角色。当你擎着摇曳的灯火试图看清墙上的画作时,你的行为就是一种宗教经验的绝佳隐喻:在无边的黑暗中寻找真理和信仰。

宗教常常会借由复杂性实现其目的。虽然这一点往往被外部观察者和使用分析方法的历史学家们无视,但宗教利用的一个重要事实是:信仰可以被组织成不同的形式,而且信念和知识之间总是存在距离

越是努力调动一切资源来在视觉效果上显耀上帝,你就越是身处受批评的位置,因为你对物质的兴趣超过了精神,对世俗浮华的追求遮蔽了虔诚的心念。

除了偶像本尊,追星人也用其他许多的象征物来代替,现在最流行的莫过于三寸小卡和棉花娃娃。带着它们到处打卡拍照宛如带着偶像一起旅行。和真正的偶像一起旅行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能以“偶像的偶像”来作为替代。

巡礼则是另外一种方式,也是我本人经常实践的一种方式。通过去她去过的地方来体现一种亲近,看她看到的世界,就算不在身边,就算没有象征物,但是走过那一段路。

塑像不是全部,塑像只是你借以接近神明的一种方式。它终归只是一座雕像,一种更高的意象的象征物。

对于那些能够阅读的人来说,大多数文字的位置也太高了,肉眼无法看清,而且尽管书法的节奏韵律极富美感,这却无益于辨认其内容。但是,想要明白这些铭文的要义,你并不需要读懂它们。

书写的文字并不总是用来阅读的,它还可以在实用性之外,拥有更具象征性的用途

偶像破坏运动或许政治因素大过于宗教了。

(克伦威尔)改革者们认为座堂内的形象都是天主教的迷信,会妨碍人们领受上帝的真正旨意,所以必须被销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