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报告与摘抄合集(2024年第二季度)

柏青哥

这周课上阅读的主题是Form and Diaspora,Dictee和Interior Chinatown都非常抽象,于是想要找一些相似主题但是更容易读的书,李敏金的《柏青哥》是很完美的选择。这本书讲述了四代人,从朝鲜到日本的故事。

以下有大量剧透

“杨金——顺子——诺亚&摩撒——所罗”这四代人每代人的经历都不同。杨金经营民宿,顺子大着肚子辗转东瀛,卖糖果卖泡菜,诺亚想要成为真正的日本人,而所罗想要成为美国人。

关于顺子,顺子是全书的核心,她的勇敢坚定让人由衷佩服,她对于家人关爱和忠诚也令人感动,是平凡又伟大的女性角色。尤其对于两个孩子,她是真真切切掏心掏肺:

“诺亚和摩撒,他们是我的命根子。”

高汉秀点点头。他对他的孩子从没有这种感觉。从来没有。

“我活着,都是为了他们。”

这么说是不对的。在教堂里,牧师在讲道时讲过,母亲们太过关心自己的孩子,崇拜家庭就跟崇拜偶像差不多。牧师说,一个人不能爱自己的家庭胜过爱上帝。牧师说,家庭永远不会给你只有上帝才能给予你的东西。但是作为一个爱孩子的母亲,有助于理解上帝的经历。诺亚现在有了自己的孩子,也许他能理解她为什么视他为生命。

她和高汉秀的纠葛是无法解开的,他们对彼此都有留恋,因为诺亚他们也不会分开,但是却也不会结果。

“你和我……我们是好朋友。”他平静地说,“我们将永远是好朋友。诺亚永远都是我们的。”

在朝鲜和白伊萨结婚的时候,她被盘问:

申牧师对顺子说:“是你把这种情况强加于你自己的,是这样吗?

白伊萨是传教士,是一个善良的好人,知恩图报,她受到杨金的照顾,所以决心要娶怀着别人的孩子的顺子,并且带她到日本去投奔兄长,他为了家庭压抑自己的革命热情,但是最后还是枉受牢狱之灾。

这些理想似乎都变成次要的了。他必须考虑到别人的安全。

自此之后,兄长白约瑟成为家里的骨干,他则是有一股大男子主义。

这两个女人都试着用不服从来服从白约瑟,她们不想反抗他而伤害到他,但一个男人不可能独自承担家里的开支


关于高汉秀,这个负心的男人使得顺子怀孕才告诉她他在日本有家室,他觉得可以让顺子做她在朝鲜的夫人,但是顺子的骨气宁可饿死也拒绝。高汉秀还是爱着顺子的,甚至可能比起他日本的妻子更爱顺子,但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隔阂已经没有办法弥补了,到晚年两个人也不再相见。但是如果她没有怀高汉秀的孩子,也就不会和白伊萨结婚到大阪去,更不会重新开始新生活。

他对于诺亚还是有怜爱之情,男人的这种情感让我觉得很好笑,仅仅是因为“他是我的孩子”的信念,既没有怀胎之苦,也没有肌肤之亲,居然也生出所谓的“父爱”,难道只是看到长得像自己所以觉得像照镜子一样?你家果真是有什么皇位吗,还是全能自恋?无论如何,他帮助了顺子一家是真,尤其是他帮助杨金来日本、让金汉昌招顺子做泡菜、资助诺亚上大学,都是实打实的好事。对这个人的评价是复杂的。


关于诺亚。诺亚考上了早稻田,但是还是和他没有好好读书的弟弟一样经营柏青哥店。他身上的负担无疑是比弟弟更重的,关于血统的自卑,作为高材生的骄傲,饱读诗书却沦落江湖的反差,这些矛盾在他身上集中爆发。

诺亚在顺子拜访后自杀给我特别多的震撼,在文中用一种几乎是平静的方式写了出来。

“你不该见他的。”

“很好啊。他下周来横滨。摩撒一定很高兴。”

高汉秀让司机开车。他听她讲述他们见面的细节。

那天晚上,诺亚没有给她打电话,她才意识到,她并没有把横滨家里的电话号码给他。第二天早上,高汉秀打电话给她。在她离开诺亚办公室的几分钟后,他就饮弹自尽了。

对于诺亚来说,承认自己的黑帮的血脉而不是牧师的儿子是一种信念的崩塌,在他努力融入日本人之后,母亲的出现让她无法承受,无法承受自己会重现变成被歧视的朝鲜人的事实。


书里面出现了很多种类不同的男女情感,除了上述的顺子和高汉秀,还有其他几对令人寻味,白约翰和庆熙是相守相辅,摩撒和由美,所罗和菲芘,而诺亚在大学时的情人把他当作一个谜题:

她的情人是她最喜欢的谜题。然而,她问得越多,他就越沉默寡言。当他简洁地回答她时,她总是习惯性地说一句“真的吗?”仿佛他这辈子遇到的事都很不可思议。她对他的一切都很感兴趣,但诺亚不想让她着迷。他只想和她在一起。就算她的注意力在陌生人身上,他也不介意;听她试图揭开别人的神秘面纱,要有趣得多。

她不能把他当成一个人,而诺亚意识到,他最渴望的就是别人把他当成一个人


关于民族,第三章的开头引用了一句话:

我对民族的定义如下:它是一个想象中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被想象为本质上是有限的,同时也是享有主权的共同体。

它是想象出来的,因为即使是最小民族的成员,也永远不会认识他们的大多数同胞,不会遇见他们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互相联结的意象却存在于每一个成员的心中……

民族被想象为有限的,因为即使是最大的民族,就算他们或许涵盖了十亿个活生生的人,他们的边界,纵然是可变的,也还是有限的,而界限之外便是其他民族……

民族被想象为拥有主权,因为这个概念诞生时,启蒙运动与大革命正在毁坏神谕的、阶层制的皇朝的合法性……

最后,民族被想象为一个共同体,因为尽管在每个民族内部都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与剥削,民族总是被设想为一种深刻平等的同志情谊。最终,正是这种友爱的关系在过去两个世纪里,驱使数以百万计的人甘愿为民族这个有限的想象去屠杀或从容赴死。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和所罗的家人在一起时,他们说三种语言。菲芘与长者说朝鲜语,与所罗说英语,而所罗则主要用日语与长者交谈,用英文与菲芘说话;每个人都会翻译一点点,用这种方式倒也不错。

我的家庭里也有几个脱离父母文化的,所以我应该很有发言权,刚好昨天刷到小红书有人问为什么香港小孩在家也说英语。孩子成长的两个关键环境是家庭和学校,所以对于我知道的香港学生,家庭语言是广东话、普通话或者闽南话等,而学校里则是广东话或者英语。在我的兄姊成长的期间,家庭环境是缺失的,或者有其他的替代(例如教会),但是都不是讲普通话的,所以他们虽然能说国语,但是也仅仅是说,没有经过读写汉语的教育。

我们去博物馆的时候,我看到曹禺的《雷雨》初版封面,说我真的很喜欢这部剧,但是她却是没有听说过的了。曹禺是高中课本里一定会学到的,所以我当时的反应是震惊,因为就算她不在内地上上学毕竟也在香港生活了二十年。但是转头一想对于外国人来说,除非是对中国戏剧感兴趣,否则不知道也正常。

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有距离,我认为最大的距离出现在语言上,因为就算他们能讲,但是他们缺乏的是文化语境,是语言背后的动机。我读的书不算多,《左传》到《浮生六记》,“四书”到纳兰性德,历史是不断的重演,社会是反复的循环,但是在缺乏语境的时候,你不知道自己在演什么,从而显得孤立无援,因为你不知道思维和文化的根源。而在我的视角看过去,无非只是某时某处发生过的事情了,所以突然有一天就能看开了,有些东西也不是那么重要了。

当然,英文教育提供了基于西方的语境,所以或许对于希腊罗马和莎士比亚狄更斯他们兴许比我了解得多,但是我也在弥补了,我也是能在全是phd的古典学课上硬着头皮发表了。也因为这些阅读,我也发现了和原生家庭的距离。因为爱读的书不一样,所以我们的认知也会出现差异,当人想得深远,就没有回头路了。

话说回来,菲比作为朝鲜裔,对于大家庭是存有幻想的,她形容她分散在美国的亲人们:

她的大家庭却像一大桶不配套的乐高积木

因为当代核心家庭的结构的普遍化,所以小家庭之间的联系变得疏远,再加上地理距离的遥远,家庭文化结构也逐渐疏远,会让人怀念过年“热热闹闹”的氛围,就像四年前在老家过年一样。但是家里老人去世之后,这个家就迅速分崩离析了,罗马不是一天建成也不是一天倒塌的,关系的恶化是长期积累的,只是碍于长辈面子无法爆发,一旦不需要照顾面子,也就不计后果了。国家的长治久安需要经营,而不是祈愿,就算是血缘也没办法把互相憎恶的两个人天长地久地锁在一起。

如果说摩撒的阶段还只是想要归化日本,那么所罗则是对美国充满幻想,觉得去了美国所有的病都能治好,所有的烦恼都会消失。发达国家的前提是对殖民地的剥削,而幸运的小孩是几代人的努力积累,我是很幸运的那个。类似文中的故事,我祖辈一边是中专(其实当年考上了地质大学但是没钱去)一边务农经商,父辈都复读一年然后考上了对标今天211的院校,在下则在高考机器里卷了十年到今天,就像顺子到诺亚早稻田再到索罗读藤校一样,都不仅仅是一代人的努力。但是每一代的飞跃的代价都是和上一代观念的碰撞:

两个女人明白她母亲很忙,工作很辛苦,但她们无法想象一个朝鲜母亲不为家人做饭。如果所罗娶了这个女孩,他吃什么呢?他们的孩子吃什么?

菲芘是看得清的:

这是一个肮脏的世界,所罗。没有人是干净的。生活让你变脏

菲芘知道知道爱不能战胜一切,她知道她最终是属于美国而不是日本,所以她要她自己的生活,而所罗选择了父亲摩撒的柏青哥产业。父亲一开始是拒绝的,因为他觉得这不是让人尊敬的行业,但是或许所罗看得更大——更大的产业蓝图,更远大的前景。

第二天一早,菲芘就离开了。这就好像菲芘要来个干净的了断。所罗带她乘火车去机场,虽然他们很愉快,但她一夜之间就变了样。她看上去既不伤心也不生气,她很亲切。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她似乎比以前更坚强了。她让他拥抱她告别,但他们说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要联系。

“那样更好。”她说,所罗感觉无力反对她的决定。

所罗乘坐火车前往横滨。

他知道她的心是自由的,他的也是。


文章的结尾是顺子给白伊萨扫墓,发现诺亚消失的几年里其实都有来看白伊萨,而且还想给守墓人送书:

顺子现在感觉和白伊萨很亲近,这在他活着的时候是没有的。他在世时,她一直对善良的他又敬又畏。他死了,她觉得他更亲切了。


最后吐槽一些有趣的地方:

杨金民宿里的男人高谈阔论:

钟氏兄弟大字不识一个,但他们在码头上仔细听新闻,喜欢在民宿的餐桌上分析国家的命运。 

金汉昌让顺子来做泡菜的时候说的我觉得很有道理:

顾客需要精致的小菜,这样才能感觉自己像个国王一样在用餐。

最后,你的肚子就是你的天皇。

固执的朝鲜人:

在这一点上,他们和朝鲜人完全一样,只是朝鲜人的固执比较低调,很难被发现。

固执的日本人有一万个理由:

“如果我卖掉游戏厅,会怎么样?他们可能炒掉我的员工。我的老员工能去哪里呢?而且,有了我们,制造游戏机的人才有工作。柏青哥在日本的业务量比汽车制造业还大。”

使女的故事

虚构的基列国,苦痛的使女,不堪回首的过去,虚伪的大主教,层层禁锢的女性。

看到学校大张旗鼓宣传Margaret Atwood来学校访谈,还是和我校最出名的古典学家Emily Wilson一起,查了一下才发现是赫赫有名的《使女的故事》的作者,几十年来耕笔不辍,著作颇丰,没想到能有幸亲眼见证传奇,兴盛至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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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到了才发现忘记预约门票,大礼堂里坐得满满当当,她一出来我前后左右的女生都在说so cute

一些访谈记录:

问:作家如何高产
答:活久点 别抽烟(老太太生于1939)

老太太梗特别密集,听完宛如脱口秀。

Emily说自己小时候过圣诞读荷马,老太太说你居然圣诞节读荷马。

老太太还讨论了关于不同人称在小说写作里的使用,尤其是选择视角受限的第一人称、视角受限的第三人称还是上帝视角第三人称。第一人称有可能欺骗读者,比如在推理小说里,到结尾才发现原来第一人称的“我”才是杀人真凶

问:为什么你涉及的种类如此广泛,既有小说诗集又有非虚构还有自传文学
答:因为我那个年代没有所谓的创意写作课程,没人告诉我写什么,我只好什么都写

问:如果你创作过程中卡壳怎么办
答:所以你知道我那十几部诗集哪里来的吧

老太太说,如果我们的当下不是当下,也或许是十七世纪英格兰的重现

访谈结束的时候,老太太还拉着Emily转圈圈,尤其可爱。


他说找不到与情同姐妹相对应的词,只能用拉丁语sororize(结为姐妹)这个词了。他喜欢对此类细节探本求源,如词语的派生、稀奇的用法等。我常笑他迂腐。

自由有两种,丽迪亚嬷嬷说。一种是随心所欲,另一种是无忧无虑。在无政府的动乱时代,人们随心所欲、任意妄为。如今你们则得以免受危险,再不用担惊受怕。可别小看这种自由。

她们都是自食其力、自主自强的女人。她们身穿前面有一排纽扣的衬衫,暗示着解开这个字眼随时可能发生。她们可以解开,也可以不解开。她们看起来有能力自行选择。当时我们似乎也能选择。丽迪亚嬷嬷说,从前那个社会毁就毁在有太多选择。

谦逊就是把自己隐藏起来,丽迪亚嬷嬷说。永远不要忘记。要是让人看到 ——要是让人看到 ——便意味着——她的声音发颤——能够被人看透。而你们,姑娘们,必须使自己成为看不透的人。她把我们称为姑娘们。

“这位游客问,你们快乐吗?”翻译说。我能想象得出,他们对我们有多么好奇:她们快乐吗 ?她们怎么可能快乐 ?我能感觉到他们亮晶晶的黑眼睛片刻不离我们,身子微微前倾,等着我们回答,女人们尤其如此,男人们也不例外:因为我们神秘莫测,不可接近,我们令他们亢奋。
奥芙格伦一声不吭。顿时出现一片静寂。有时不说话同样危险。
“不错,我们很快乐。”我喃喃道。我总得说些什么。除此之外,我又能说什么呢?

所谓正常,丽迪亚嬷嬷说,就是习惯成自然的东西。眼下对你们来说,这一切可能显得有些不太正常,但过上一段时间,你们就会习以为常,多见不怪了。

再过半小时,我说。我有篇论文第二天要交。哪方面的?心理学、英语、经济学。那时我们学的不外乎这类东西。房间的地板上四处扔着摊开的书本,显得奢侈、铺张。
现在就走,莫伊拉说。不用往脸上涂脂抹粉了,就我和你。你的论文写什么?我刚写了一篇有关约会强奸的论文。
约会强奸,我重复道。你可真时髦,听起来就像一道甜点。枣油菜
哈哈,莫伊拉大笑,说,带上你的外套.

“约会强奸”和“枣油菜”在英文里均为date rape,为同形异义词。

我宁愿把这当作一个纯粹由我讲述的故事。我需要这么想。我必须这么想。只有能够把这些故事仅仅当作是故事的人才能看到更多的希望。倘若这是一个由我讲述的故事,我就能随意控制它的结局。那样,就会有个结局,故事的结局。真实生活将尾随其后。我可以在中断的地方重新拾起接续。
可它并非我正在讲述的故事。
也可以说它是我正在讲述的故事,随着我的生活,在我的脑海里进行着。
是讲,而不是写,因为在我身边没有可以书写的工具,即使有也受到严格禁止。但是,只要是故事,就算是在我脑海中,我也是在讲给某个人听。故事不可能只讲给自己听,总会有别的一些听众。

即便眼前没有任何人。
讲故事犹如写信。亲爱的你 ,我会这样称呼。只提你 ,不加名不带姓。加上一个名字,就等于把你和现实世界连在一起,便平添了莫大风险和危害:谁知道你活下来的机会能有多少。因此,我只说你 ,你 ,犹如一支古老的情歌。你 可以是不止一人。
你 可以是千万个人。
我眼下尚无危险,我会对你说。
我会当作你听到了我的声音。
可是这无济于事,因为我知道你无法听见。

“好可爱的五月天。”奥芙格伦开口道。我没有看她,但能感觉到她把头转向我等着我回答。
“是很可爱。”我说。想想我又添上一句:“感谢上帝。”五月天(Mayday)在很早以前,曾经是一场大战中使用的求救信号,这是我们在高中时学到的。我总是把那些大战混为一谈,不过只要稍加留意,还是可以通过每场大战使用的战斗机把它们分辨清楚。但有关Mayday的一些信息是卢克告诉我的。Mayday,Mayday,这个信号是战斗机被击中时飞行员使用的,它还用于海上航船——航船也使用这个信号吗?或许航船使用的是SOS。我真希望能去查个清楚。这个词是从贝多芬那里借用的,用来庆祝其中一场大战初战告捷。

你知道Mayday来源于哪个词吗?卢克问。

不知道,我说。用这样一个词来当求救信号,有点怪怪的,你不觉得吗?报纸加咖啡,星期日的早晨,女儿降生之前。那时还有报纸。我们习惯在床上看报。
它来自法语,他说。来源于M’aidez这个词。

救救我。

我还会再有机会呆在酒店客房里吗?我是如何挥霍了那些客房,那种逃脱睽睽众目的自由啊。

租来的放纵。

我们生活着,一如既往,视而不见。视而不见不同于无知,你得劳神费力才能做到视而不见。

一切都不是瞬间改变的:就像躺在逐渐加热的浴缸里,你就是被煮死了自己也不会察觉。当然,报纸上不乏各种报道,水沟里或树林中的尸体,被大头棒连击致死、碎尸,或像从前常说的遭到强奸。但那些报道说的是别的女人,干这种事的男人也是别的男人。那些男人没有一个是我们认识的。报纸上的消息对于我们来说就像一场场梦,别人做的噩梦。多可怕呀,我们会说。它们确实可怕,但可怕的同时又觉得难以置信。它们过于耸人听闻,它们带有一种与我们的生活迥然不同的特性。

我们不是新闻人物,我们生活在印刷字体边上无字的空白里。这个空间给予我们更多的自由。
我们生活在各种报道之间的空白里

这些画像一直被当做色情画,我那时也这么认为;但我现在明白它们的真正内涵了。这些画表现的是假死状态;是等待,是闲置不用的物体。这些画表现的是百无聊赖。

但也许对男人而言,女人们的百无聊赖同样撩人。

在我们之间,接吻是不允许的。这使整件事变得可以容忍。

只要将自己与自己分离。只管叙说。

我坐在椅子里,想着chair(椅子)这个词。它也可以指会议主席。还可以指一种行刑方式:电椅。它又是charity(博爱)的第一个音节。这个词在法语里则意为肉体。所有这些之间毫无关联。

假如我有条件把这些事记下来,不管用什么方式,哪
怕是用向他人讲述的方式,这也是一种重述,又隔了一层的重述。想准确
无误地再现事件的原貌是不可能的,因为经由口中说出来的事永远不可能
与事件原样丝毫不差,总难免有所遗漏。太多的盘根错节,方方面面,纵
横交错,差别细微难辨;太多的手势动作,含义可此可彼,暧昧不清。此
外还有太多根本无法充分诉诸语言的形状样式,太多充斥在空气中或依附
在舌头上的种种气味,以及太多其色难辨的混合色彩。倘若将来有朝一
日,你成了男人,并有幸出人头地,切记千万别受诱惑,产生作为女人理
当宽恕男人的想法。说实在的,这是一个难以抵抗的诱惑。不过请记住,
宽恕本身也是一种权利。祈求宽恕是一种权利,给予或是不予宽恕更是一
种权利,或许是最大的权利。

Nolite te bastardes carborundorum

谷歌翻译出来的意思是:Do not let the bastards grind you down

那些杂志充斥着希望与承诺。它们介绍各种使人容貌焕然一新的手法,替人设计不计其数的各种可能,这些可能伸展开来,就像面对面摆在一起的两面镜子里的映像,不断延伸扩展,一个又一个地呈现对方的影子,直至消失。它们向人提供一个又一个的冒险经历,一个又一个的衣橱,一种又一种的美容术,一个又一个的男人。它们让人看到青春可以再来,美貌可以永驻,痛苦可以征服、超越,爱情可以绵绵无尽。那些杂志给人的真正承诺是永恒与不朽。

因为他一定清楚,回忆过去的时光对我来说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

毕竟我们还有……他说着又住了口,没有提我们还有什么。我忽然想
到他不该说我们 ,因为就我所知,他并未被人剥夺走什么东西。
毕竟我们还彼此拥有,我说。这是实话。可为什么我的语气听起来,
连我自己都感觉到,如此淡然冷漠?
于是他开始吻我,好像我这么一说,一切便回到正常轨道。可是某些
东西还是改变了,某种平衡。我觉得整个人在缩小,当他搂住我,拥我入
怀时,我缩成了玩具娃娃那么大。我觉得爱正抛弃我独自前行。

对此他并不在乎,我心想。他根本就不在乎。甚至或许他还更喜欢这
样。我们不再彼此相属。相反,如今我属于他。
卑鄙可耻,毫无道理,虚假不实。但那却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事实。
因此,卢克,此刻我想问你,并急需知道的是,过去我究竟是对是
错?我们从未涉及这个问题。在我有机会问的时候,我不敢启口。我舍不
得因此失去你

“我会处置它 的,卢克说。他用的是它 ,而不是她 ,于是我知道他的意思是杀了它 。那是杀戮之前必不可少的环节,我心想。你得先造出一个物化的它,而那原先是不存在的。你得先在头脑里想象出来,然后把它真实化。他们杀人前一定是那么干的,我心想。过去我似乎对此完全一无所知。”

被出卖的那一刻是最可怕的。当你确信自己遭人背叛,确信你的同类对你满怀恶意的那一刻。这就好比乘在一台顶端钢缆被人砍断的电梯里。下坠,下坠,不知何时会撞击地面。

诱惑的含义远远不止吃睡。知即诱惑。或许我无意真想知道正在发生什么。或许我宁愿不知道。或许我知道了会无法忍受。人类的堕落便是从无知到知。

要炒蛋就得打破蛋,有失才有得,他这么说。我们以为可以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
更美好?我声音细弱。他怎么会认为这样更美好?
所谓更美好,并非对人人而言都是如此,他说。对某些人,它从来都意味着更糟。

不喜欢就换一个,我们互相这么说,对自己也这么说。于是我们换掉那个男人,再找一个。我们相信,新的总是胜过旧的。我们是修正主义者,修正的是我们自己。

请你原谅。我是过去的难民,像所有难民一样,我常常会回忆起已经脱离或被迫脱离的原先的生存方式和习俗。那里的一切从这里的角度去看或许显得离奇古怪,而我则对之魂牵梦绕,念念不忘。如同二十世纪一位在巴黎街头喝茶的逃亡白俄。我徜徉在过去,一次次企图返回那些遥远的小径。我变得脆弱伤感,不堪一击,完全迷失了自己。默默流泪,是双泪长流,不是嚎啕大哭。坐在椅子里,泪水慢慢溢出眼眶,源源不断,就像一块挤不干的海绵。
就是这样。漫长的等待。等待中的女人,这是过去人们对孕妇服专卖店的称呼。听起来更像是某个在车站候车的女人。等待也意味着一处地点:也就是等待时所呆的那个地方。对我而言,就是这间屋子。这儿的我是一块空白,夹在不断插入的事件之间,夹在他人之间。

“离别更增思念情。”我们引用的是过去夜场影片中的对白,而那些影片是更早时候拍的:这种对话可以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与我们所处的年代相隔久远。即便是我母亲也不这么说话,从我记事时就不曾有过。现实生活中恐怕没有一个人会这么说话,根本从一开始就是编造出来的。但这句伤感多情、苦中作乐的性调侃居然如此轻易就泛上脑海,真是令人不可思议。现在我终于明白它的用处了,明白它一直以来的用处:是为了把自己的内心包裹起来,保护起来,使他人无法企及。
我黯然神伤,因为我们的谈话方式无比悲凉:消失的音乐,褪色的纸花,褴褛的绸缎,回声的回声。一切都消失了,不可能再来。猛然间我失声痛哭。

爱情所感受的向来只是大约情形。

更喜欢《使女的故事》的原因是其中蕴含的那种深深的怀念和淡淡的绝望,爱情如何在其中交织。让我想起了去年年底读的同人文绿窗和纸割,也是这样的两部作品,毋庸置疑我是更喜欢绿窗的,因为绿窗悬疑背后的爱也是如此刻骨铭心。

证言

比起《使女的故事》的感情,续作《证言》更多推理和猜测。等到一切都揭晓的时候让人茅塞顿开。

这本是在回城的飞机上看完的,听着Twice的Perfect World,感觉合适极了。

只有死人才能有雕像,但我还健在时就被塑成了雕像。活着的我就已被石化了。

信息就是权力,尤其是毁人名誉的信息。我不是第一个认识到这种价值,甚或瞄准机会以此兑现利益的人:全世界的情报机关都一向深谙此道。

这句话是《证言》的核心——秘密。

因为不是每个游荡在墓园的人都是精神稳定的。
“比如你。”我说。他没作答。我大概把他惹毛了。

而喜欢在墓地游荡的我的精神也不太……

她们的武器是强大却也肮脏的秘密,正如马大们一贯所说的那样。秘密,谎言,诡计,欺骗——但这其中不只有别人的秘密、谎言、诡计和欺骗,也有她们自己的。
如果我继续待在阿杜瓦堂——执行珍珠女孩的传教使命,归国后晋升为正式的嬷嬷——我就会变成这样。我获知的所有秘密——无疑还有别的数不胜数的秘密——都将变成我的武器,在我觉得合适的时机下随取随用。所有这一切权力啊。这种默默判决恶人、并以恶人无法预见的方式惩处他们的暗中势力。所有这一切复仇的力量啊。
就像我之前说的,我曾一度遗憾自己的内心有复仇的冲动。遗憾,但从没有被抹煞掉。

假如说我没有受到诱惑,那就是没讲真话。


空中的鸟必传扬这声音
有翅膀的也必述说这事。
爱如死之坚强


这部电视剧尊重了小说艺术的一项公理:人类历史中没有先例的事件不准写进小说。

阿特伍德做了充分的功课,专门收集了二战集中营、焚书、克格勃、蓄奴制及美国内战前的地下铁道救助系统之类的历史资料,因而她屡次强调:书中所写到的一切迫害都是历史中确实发生过的。虽然她把故事设定在近未来,但不言自明的是:那些事也可能在未来重演

问题在于:这个体制中的幸存者该如何打败这头怪兽?不要以为主教或眼目都是胜利者,他们只是死得比较慢的幸存者而已。所有人都(多多少少)知道基列所谓的真理是对宗教的曲解,是父权对平权的不顾一切的反噬,所有人都明白:最终起效的不是律法,不是真理,只是一时的暴力。从这个意义上说,阿特伍德在开拓了女性主义文学的同时呼吁的是真正的平权——作为专制暴力的对立面的男女平权。
“男性小说讲的是如何得到权力,谋杀啊,获胜啊之类的。女性小说亦是如此,不过途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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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曾追问阿特伍德书名 Testaments 有何深意?她指明了三层意思:遗言、证词、遗命,《旧约》和《新约》,坦白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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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列的故事告诉我们:生活是很容易被操控的,因为生存所需的衣食住行终究是容易满足的:文盲可以生活得很好,甚至可以通过婚姻(无论真假)得到财富、荣誉和其它特权;平庸的恶人不仅能幸存,还可能存活得最久……有智力的人未必有理性,现代未必是文明的保证;判断力往往会屈服于生存的基本需求,但理性会让一个人在幸存所意味的屈辱隐忍乃至违背本心的同时,在内心保持自己的判断力,在受到迫害、继而规避迫害的同时策划反抗或复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