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语里的 “诗意（Poiesis） ”意味着 “生产”和“创造”。

心灵的整饰

心灵的整饰这个翻译乍一看有点一头雾水。
想起来之前看到张雪峰贬低空乘职业，而我之前看过一些空乘的vlog，我喜欢的up主圆脸君也是空姐退役。我反对张雪峰说的空乘只是是端茶送水的服务员。首先，空乘在的体系和一般小餐厅服务员不一样，考虑到航空业的体量，至少也是麦当劳这种全球连锁餐厅服务员，工作内容非常标准化，而比麦当劳更有专业性，更需要筛选，也有晋升体系和足够的关联岗位，地勤主管等等等等。其实比起麦当劳，银行之约又是更合适的比喻，而空乘因为职业特殊性，在付出体力代价的同时，能收获更多旅行乐趣，就看个人取舍。

文化规则就是“看见的规则”(seeing rules)。

这将我们带回到一个问题，即社会之毯到底是什么构成的，负责使之美观漂亮的人需要如何维护它？情感劳动的落后者和演砸者让我们回到基本的问题。什么是情感劳动？当我们整饰情感的时候我们该做什么？事实上，何谓情感？在私人生活和工作上，整饰情感的代价和收益又是什么？

只有当我们谈到任何社会中上层对底层的剥削(exploitation) 的时候，我们才会产生道德关切。在任何系统里，剥削取决于多种利益——金钱、权威、地位、荣誉、幸福——的实际分配。因此，提出何为情感劳动的代价的问题的，并不是情感劳动本身，而是起到根本性作用的报酬系统。

一个在野蛮的英国墙纸工厂中劳作的19世纪儿童，跟一个待遇良好的20世纪美国空乘人员，他们有一些共同之处：为了在工作中存活，他们必须在精神上分离他们自己——工厂劳工是从他自身的身体和体力劳动中分离出来，空乘人员是从她自身的感受和情感劳动中分离出来。

类似地，情感劳动也对不同的社会阶层产生不同的影响。如果说在两性之中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专门从事着情感劳动，那么在阶层系统中则是中层及上层部分最需要这种劳动。在工作中从事情感劳动的父母，会将情感管理的重要性传达给他们的子女，

因此，与对“ 感”的推崇同时发生的，还有强加于人的文化要求，即形成以工具立场对待情感的相反倾向。正是因为这个理由，我们将自发的情感视为稀缺的和珍贵的，我们将之提升到仿佛是一种美德。我们甚或可以说，我们正见证一种呼唤，保护“内在资源”的呼唤，这种呼唤要求我们去保护另外一种原野，以免受公司的利用，使之保持”永远的野生” O

我会假装在他们的生活里发生了一些创伤性的事情。我曾经遇到一个易怒鬼，抱怨我、咒骂我，威胁要把我的名字报告到公司去，我后来发现他刚刚痛失爱子。现在我一遇到易怒鬼，我就想起了那个人。如果你为其他人着想，想想他们为何如此沮丧，你就会将注意力从你自己身上移开，从你自己的挫折上移开。这时，你就不会感到那么愤怒了。

相反，重点放在员工的反应，以及通过”愤怒脱敏”(anger-desensitization)来预防愤怒反应的方法。

跟培训者和受训学员都相关的则是这种主张，即情绪，就像看和听一样，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这是一种测试现实的方式。

将情感视为线索，然后再予以校正，或许是我们追求客观性的最好尝试。

…友善是她工作的要求”，或者“为了能够卖出去，他们必须相信他们的产品就是那样” 最终，我们似乎形成了一种我们的“真实自我”的观念，真实自我犹如内在的宝石，是我们独有的资产，而不管我们背后粘贴的是谁的广告，或者我们脸上浮现的是谁的微笑。我们不断地将这种“真实自我”推往内心深处，不让外界能够触碰得到。通过降低我们情感机能中落入商业之手的那些部分的可信性，我们转而在其他剩余部分中探寻我们的“真实所是” o在我们人格的表层，曾几何时是袒露无遗的，我们现在则披上了一件斗篷，以抵御商业元素的侵蚀。

演员

没想到在这里和method acting重逢。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作为一种截然不同的表演类型——称之为“方法派表演”(method acting) 的创始人，对表层扮演大肆抨击，如此说道：

…伯特•戈尔德(Herbert Gold)描述了一位男士如何竭力避免对已逝去的妻子仍有爱恋：他对抗爱，他对抗悲痛，他对抗愤怒。它们又都纠缠在一起。当他触摸、移动、被她的影像和气息笼罩的时候，或者当有一丝影像或气息让他想起她的时候，或者经过他们的旧居的时候，或者在吃他们共同食用过的食物的时候，或者漫步在当年他们共同走过的街道的时候，他都提醒自己，不要想她，不要这样去做，不要这样感受！起初，在这种内心挣扎中，他成功地将她排除了出去…… 他失去了他的爱。他也失去了他的愤怒。她变成了一个有限的念头，就如报纸上的一则讣告。他还没有完全失去她，但在…

因此，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解释道，演员必须重新学习如何记忆：有时我们试图激起一种我们希望自己会有的情感，有时我们又试图抑制或削弱一种我们希望自己不曾产生的情感。看看这位年轻女孩的报告，她试图抑制自己的爱恋之情: 去年夏天，我跟一个男孩频繁约会，我开始对他产生强烈感觉了。尽管我知道一年前他跟一个女孩分手了，就是因为那个女孩太认真了，太在乎他了，所以我害怕表露出自己的任何感情。我也害怕受到伤害，因此我试着改变自己的情感。我跟自己说不要太在乎他——但我必须承认，这种做法持续不了多久。为了维持这种感觉，我不得不虚构出关于他不好的事情，并将注意力集中在此类事情上，或者继续告诉我自己他并不在乎。我得说，这是一种情感的淬炼，要让…

在这场挣扎中，她偶然发现了深层扮演的一些技巧。“虚构出关于他不好的事情，并将注意力集中在此类事情上”，就是要编造出一个她能够真诚地做出回应的世界。她可以告诉自己，“如果他是自私的，那他就是不可爱的，而假如他是不可爱的——此刻我相信是如此，那么我就不会爱他” o就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假想的“手术”中一样，她摇摆于相信和怀疑之间，但她努力在自己身上寻找内在感受的征兆。对于所爱之人的“缺陷”，她也是将信将疑。但她为防止自己坠入爱河所做的短暂努力，也有利于等待他回报以同样感情的更大目标。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她自己所认为的暂时的克制举动，是在为他们爱情…

亲密关系

有时，一种情感的真实性，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加倍变得摇摆不定。一个爱情故事，一旦遭到怀疑，也就是遭到重写；坠入爱河，似乎变成了相互确证这是真正的爱情的工作。一个19岁的天主教学院学生回忆道：

因为我们都有点儿渴望亲密的男女关系，也因为我们又是经常被搁在一起（我们就住在隔壁，而且当时正是夏天），我想我们都确信我们是爱着对方的。尽管我从未真正想要跟他睡觉，念为了跟他上床提供”正当” 理由，我必须向自己证明我是爱他的。结果我们同居了，理由当然是因为我们“爱”对方。不过，我得说，我们这样做，其实是出于另外的理由，只是对此我们谁也不愿承认。对我来说，假装爱他，所导致的是秘密的精神崩溃。

这种双重的假装一向他和向她自己假装她爱他——对反思和自发情感造成了两重障碍。首先，面对相反的事实，她试图感受到自己正在恋爱之中——亲昵的、刻骨铭心的、敏感而脆弱的；其次，她试着不让自己感到愤怒、厌倦和转身离开的欲望。借由这种努力来精心协调感受——让有些情感处于意识之上，让有些情感处于意识之下，并且在日常生活中消除内在的抗拒——她试图压抑现实检验。她既培养了一种有关她的恋人的幻象，又怀疑这一幻象的真实性。正是这种努力带来的紧张，导致了她“秘密的精神崩溃” 在剧院里，演员所创造的幻象，事先就被演员和观众视为幻象了。

…质疑和检验。在表演中，幻象从一开始就是幻象。在日常生活中，47 这种界定总是一种可能性，从来不会非常确切。在舞台上，幻象随着幕布的开合而到来或离去。在舞台之外，幕布也会关闭，但却不是根据我们的要求，也不是在我们期待的时候，经常还会让我们灰心丧气。在舞台上，幻象是一种美德。但在真实生活中，对自己撒谎是人性弱点的迹象，是不诚实的标记。发现我们愚弄了自己，要远比发现我们愚弄了别人，更加让人不安。这是因为，对于专业演员来说，幻象唯有跟专业角色联系起来的时候方有意义，而在真实生活中，幻象是参照活…

这里最重要的例子的空乘，还有护士。

许多的人和物，根据制度性的规则和惯例来予以安排，共同完成了表演。公司、监狱、学校和教会一一事实上可以是任何的制度——都充当了导演的若干功能，并改变了演员与导演的关系。

有些员工已经发现，用以抵挡工作中的压力和无聊的劳动，可以由达尔丰（Darvon）和安定（Valium）3来完成。例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员工发现，医务部门的护士不需要处方且免费发放安定、达尔丰、可待因（codeine）和其他药物。有许多办法，其中有些是公司资助的，可以使工作时“过得愉快”，它们本身也是工作的一部分。5

死亡一因为癌症、中风或其他不治之症——都是逐渐发生的，最终也就不足为奇了。不会感到震惊和惊讶也许表明，甚至一个人在身体尚未死亡之前，他或她在社会意义上就已经死去了。在这种情况下，亲人和朋友经常允许彼此感到宽慰，接受他们可能 “过早地”对某个真正损失表示了哀悼这一事实。

家庭

家庭经常被视为远离工作压力的一块 “放松地带”(relief zone), 一个人在家里可以完全自由随意。它也许确实是一个避难所，可以使人们避开上班所要求的情感工作，但它却悄悄地强

加给人们各种家庭自身的情感义务。其中，父母照顾孩子的情感义务或许是最为清楚明确的。在这里而非在别的什么地方，我们会说爱是“自然的”。

父母跟孩子的关系，在三个基本方面不同于其他亲密关系。首先，亲子关系会始终持续下去。尤其在孩子幼小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父母不应该在情感上“离开”其孩子。第二，亲子关系是极为紧密的，因为在一开始，一个孩子几乎什么都依赖于它。第三，亲子关系通常会嵌入更广泛的亲友网络之中。任何类似亲子关系这样的亲密关系，都会受制于矛盾态度及约束着这种态度的各种规范。孩子对父母是既爱又恨，父母对孩子也是爱恨交织。但在每种情况下，各种文化规范都预先规定好了哪些感受的混合是可以接受的。这些规则或规范逐渐作为各种道德禁令进入我们的意识之中——我们“应该”或“不应该”这么感受，我们“有权利”或“没有权利”那么感受。父母的爱需要经受各种考验。父母可能会习惯性地对孩子撒谎或发怒，而不会给予任何解释。比如，当孩子不能获得其父亲…

如果配偶之间的各种实际感受不能达到理想状态，那么，应该谴责的不是婚姻制度，而是一个人对伴侣的糟糕选择。1 人们通常认为，在夫妻之间或恋人之间，性嫉妒和爱情都是连在一起的。

在一定程度上，某种社会角色——比如新娘、妻子或母亲，就是一种描述方式，它描述了人们认为哪些感受是应该的（owed）和预期的（owing ）＜,每种角色都会为何种感受适合于特定的一系列事件，确定一条基线。当角色发生变化时，如何感受和解读事件的各种规则也会相应发生改变。

如果我们不能努力快乐或是感到感激，我们可能至少要努力因为没有享受他人提供的快乐而感到内疚。愧疚和担心可能发挥了欠票(promissory note)的作用。

工作

在本书的第一部分，我试着描述了在正常的私人生活中情感系统的运作方式。在第二部分，我会试着表明，当礼物变成商品，而商品就是感受的时候，会发生什么。

职业性群体，其在成员的招募、培训和监管方面有着独一无二的权威。回顾历史，只有医学、法律和学术界符合这一描述。当然, 空乘人员并不符合这一定义。

视角是情感的诱因。

并非集体交谈决定着工作者的情绪。恰恰相反：工作者必要的情绪决定着谈话的性质。

哈利•布雷弗曼论证道：劳动过程的“劳心”（mind）环节已经上升到公司的科层体制之中，工作本身变得不需要技能，而劳动者的价值被剥离，这在20世纪这已成为大潮流。

第一个问题是:我怎么才能跟我不能与之融为一体的工作角色和公司在感受上保持真正的认同？

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劳动者不得不发展出将情境“去个人化”的能力。

有时候，“真实”自我和“表演”自我的合二为一，会遭到重大事件的考验。

当一名劳动者被要求为一大群完全超出她控制的陌生人进行深层扮演时,她就会采取防卫措施。唯一能让自尊感得到救赎的是，在这个情境下，将工作定义为“制造幻象”，把自我从工作中剥离，轻松以待，不要当真。工作所能投射出的自我是少之又少；自我也是“小之又小” o甚至工作也是如此。没有乘客或是劳动者真正能享受到“美好时光” O

在空乘人员和收账员这两个工作极端之间，存在着可称之为情感劳动的很多工作。这种类型的工作一般具有三个特征：首先,它们需要与公众进行面对面或是声音相闻的接触。其次，它们要求劳动者在其他人身上催生出一种情感状态——例如，感激或是 148 恐惧。第三，它们能够使雇主，通过培训和监督，对雇员的情感活动予以一定程度的控制。

性别和家庭

社会语言学家巴兹尔•伯恩斯坦(Basil Bernstein)从他对英国中产和劳工阶层家庭的研究中，识别出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家庭控制系统”：即地位型和个人型。

在地位型控制系统中，明晰、正式的规则决定了谁来做决定、谁来做事情。制定规则的权利基于正式属性，如年龄、性别和家长身份。一个“地位型的家庭”并不必然是专制的、或情感冷漠的家庭;它仅仅只是将权威建立在非个人化的社会地位、而非个人情感之上。地位的吸引力，因此变成了非个人化的社会地位的要求。例如，如果小男孩不住地说他想玩玩偶，他的妈妈可能会用性别地位来要求他：“小男孩不玩玩偶，那是给你妹妹的；拿起小鼓玩吧。” 在个人型控制系统中，比正式的社会地位更为重要的，是父母和孩子的感受。

” 在个人型控制系统中，比正式的社会地位更为重要的，是父母和孩子的感受。父母会用这样的陈述，“因为这对我来说很重要” 或“因为我非常累”，来支持他们的要求。

”在地位的家庭中，控制违背孩子的意愿。在个人型家庭中，控制通过孩子的意愿发生作用。

为补偿男女在情感受重视程度上的不平等，很多女性更进一步地强调她们的情感，试着更加卖力地表达感受，希望得到认真对待。但是，正是由于这一点，情况会变得更糟。因为女性在对抗“情感信条”方面越用力，她们就越融合了女性是”情绪化”的惯有印象。她们的努力，会被贬低为另一个“情绪化”的案例。对冲/反对情感信条的唯一途径，就是消除性别与社会地位之间的根本连接。

这一章的翻译一般般。的确男女在情感表达上的区别不被重视，女性诉诸情感，而男人倾向于走上暴力的道路。比起个人的情绪化，更多是文化的结果。

早在让-雅克•卢梭描写18世纪的巴黎时，他观察到人格正在变成资本的一种形式，在那个时代，还没有空乘人员培训学校。

劳动者有三种工作态度，每种均有各自的风险。
首先，如果劳动者全身心地认同工作，就会有精疲力竭的风险。
其次，如果劳动者清楚地将自我与工作区分开来，精疲力竭的风险就会小一些；但是，她可能会因为这种区分而自责，并轻视自己“只是一个演员，不够真诚”。
最后，劳动者将自我与行动区分开来，也不会为此自我指责，并把工作看作就是需要积极的表演能力的事情；这类劳动者存在从表演疏离以及变得玩世不恭的风险——“我们就是幻象制造者”。第一种态度的危害比其他两种更甚，但是，我相信，如果劳动者能够感受到对工作、生活条件…

本真

” 兴趣由外向内渗入。如今，令我们感兴致的是我们如何自我愚弄。

我们对本真性的兴趣，似乎取代了对真诚的兴趣。真诚作为一项美德的起起落落，人们假定，不管个人对其忠贞还是背叛，在真诚的感觉”之下”存在坚实和永久的东西。

…按照定期训练讲师的说法，生气说明了她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她用了一种错误的方式看待对她提出微笑要求的男人，她太过敏感了，过于因小事生气。它反映的不是对情感展现在如何维持两性之间、劳资之间的权力不平等方面的某种认知。它显示了劳动者没有做对，而不是公司或乘客的假设有什么错。通过这一方式，公司的目的嵌入了劳动者该如何解读自我感受的方式之中。它在各个方面都会催生问题：”我该如何认识我的怒气？公司允不允许我这样做?”于是，劳动者可能会与她的感受失去联系，出现崩溃，或者她可能不得不与公司给出的解释进行…

没有任何一种文化具备情感垄断性，每一种情感都可能提供其独一无二的感受。正如捷克小说家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在《笑忘书》中写道：“利多斯特(Litost)是一个无法准确翻译成任何其他语言的捷克词汇。它指的是……许多感受的综合体：悲痛、同情、悔恨以及难以言传的渴望……我从未在其他语言中发现这一词汇的对应语，尽管我没有看出什么人可以离开它而理解人类的灵魂。

挺喜欢附录的几个表格的。

我不想保持正确——拉图尔对塞尔的五次访谈

阅读体验有点辛苦，但是还颇有收获的一本书。打通人文和科学一直是我个人的愿望，通过阅读我知道其中艰辛，岂止一个博士论文甚至一个人的努力就能实现，天才尚且备份，我更难以为继。

起因和动机

请注意，在和我一样经历过痛苦成长的同龄人中，很少有人写政治或从政。从政的人往往是比我们年长或年轻的一代人。

我们这一代人在这样残酷的环境中成长，从此对政治退避三舍:权力对我们而言仍然意味着死尸和酷刑。

在 20 世纪 50、 60年代，学术环境似乎决定了个体。马克思主义占主导地位，大获成功，成为皇家大道

物理学发生着变化，揭示出一个全新的外部世界。在分形曲线和奇异吸引子之后，我们感受到的风不再是原来的风，看到的波浪和河岸也不是原来的波浪和河岸。

这就像在我眼前闪现出两方对比强烈的风景，让我惊得失去平衡。我的一只脚踩在一方岿然不动的哲学大地上，自战前以来纹丝未动;另一只脚则踩在一条变速转动的传动带上！怎么可能不摔个头破血流？

我认为，要么科学自身发展出内在的认识论，如此一来，它便是科学，而非认识论；要么认识论就是独立于科学之外的一个解读，如此一来，说得好听它是冗长无用的解读，说得不好听，它就是评论，甚至是广告。

哲学

但是教学的目的是停止教学，重复的目的是摆脱重复，抄写的目的是不再抄写。这是对优秀教育的极好的定义，不管是在哲学上还是其他领域！从了解一切开始，然后忘记一切。

阐释仅仅是哲学的开端。从某种意义上说，不能永远待在学校里，真正的认真只有创造。

通常一个作家如果词汇丰富就会被认为艰涩难懂，因为他要求读者查阅字典，但其实他是通过唤醒语言，赋予语言以生命力。

我写得越多，年纪越大，就越想抛弃术语，越发力求明晰，甚至在我看来术语是不道德的，因为它阻止了大部分人参与对话。它不是迎接参与者，而是清除他们。它满口谎言，只是为了把通常简单的东西复杂化。它不一定在内容层面撒谎，而是在形式上，更确切地说是利用自己设置的游戏规则。我们总是可以找到一条透明的路径表达某些微妙或超验的东西。如果不行，就让故事来试试！

哲学家应该是大器晚成的，不像科学家那样年少成名，因为他几乎需要一生的时间厚积薄发，他需要漫长的时间去学习一切，积累万千经历:他须得在世界和社会上行过万里路，了解各地风貌和社会阶层，知晓地球经纬和文化万象。读百科全书，学知识；行走世界，理解生命。从形式逻辑到五种感官，从罗马到寄生虫学……所以，哲学作品应该是这一总体性的见证：它不排斥任何东西，更确切地说，它试图容纳一切。

哪种实证科学、哪种逻辑学、哪种形式抽象可以带领我们思考死亡、爱、他人、历史境遇、暴力、悲伤和苦难？总之这些所有与恶相关的古老问题。…

古老师说过现在太需要研究科学史的人了。

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科学很少会把诞生于前一代的科学文本当作科学。

您说得对，社会科学经常可以归结出某种理性，用以解释大规模的思想运动。…

是的，和宗教史相比，科学史在我眼中就像是新近才形成的表面风景，清晰可见、绚丽多姿，甚至当我们仔细研究宗教史的时候会发现科学史只是对它的模仿和鹦鹉学舌罢了！

您不觉得参加这种论战完全是在浪费时间吗? 因为战争是世界上最普遍的东西，它让世界无休止地重复着相同的行动和思想。除了改变社会格局和推动权力角逐之外，辩论和批评都没有促进作用。可大家都以为它们可以通过杀死对手丰富思想，这是多么荒唐啊！无论是哲学还是科学，真正推动进步的是创造新的概念，并且这种创造总是在孤身、独立和自由中产生。是的，在平和中。今天的我们不缺研讨会，但我们产出了什么？集体的废话。我们极度缺少拥有安静单间和实行沉默原则的修道院，缺少苦行的修士和 …

法国和您所说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最大区别不在道德层面、精神病理层面或是学术实践层面，而是来自政治体制:我们是共和制，而美国人建立了一种民主制。共和制建立在一种集体和理论的理想之上，因此在实践中，它使得我们作为单独的个体和独一无二之人去生活和思考，由此也产生了我所说的孤独感和永无休止的论战。论战，哎，它继而转化为一系列真正的内战。这就是法国人为什么会用破坏性的评论作用于他们所处的集体:他们对法国发生的事，包括文化在内，从来都是极尽言辞犀利之能事。

而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民主在实践中要求每个人不停地建构一种平等且尽可能持久的集体，这要求每个体都保持一致性（conformity)，甚至一种因循守旧 ( conformisme )。我们很快能发现 :在他们的辩论里有一种您称道的相对和平，他们会对身处的集体进行赞美或长期的正面宣传。

塞尔 :严厉批判一个作品就说它不过是诗，这是怎样过时的表现啊！希腊语里的 “诗意 ”意味着 “生产”和“创造”。用这个意思就好了，谢谢。

因为古代的地中海缺少水源，所以人们总是在思考流体，因此我们的科学很早就走出固体力学的单一思考。

我一直认为这个论点具有宗教意义:在远去的古代和新纪元之间发生了一个事件，宣告了新时代的诞生。

但我坚持认为，蒙田或魏尔伦的作品中的理性并不比物理或生物化学的理性少，同样地，有时候散落在科学里的荒唐想法也一点不比某些梦境少。从统计学看理性分布于各处:没有人可以宣称独家掌握它。

在时间里，我们不是把某种学科判处有罪或把它排除，而是把某样事物归结为古代或过时;我们不再说它“错了”，而是说它 “过时 ”或 “老套 ”;古人做梦，今人思考 ;古人吟诗，今人做实验，效率高。所以这实际上就是排斥，并把排斥投射进想象的时间，甚至是霸权的时间里，便成了历史。时间的分裂等同于学科的互斥。

这发生在18世纪，那个时代试图把所有不属于科学的东西都从理性中清除出去:这是一轮科学对全部理性的大收购。于是无论是宗教、文学还是古典学都不再具有理性，历史或过去也同样都被丢弃到非理性的行列中。…

可是您，您认为持这些立场的人都注定走进了死胡同，他们没有看到历史恰恰是在反复重提过往的论据和哲学观点。

无视过去恰恰会常常重复过去 …

聪明人思考，语出惊人。智慧像苍蝇一样飞，只有愚钝者才会用可预见性框定自己。

法语

在法语中，“temps”一词多义，既可以指天气，又可以指时间。

神秘、费解。法语原文为“hemtique”，词根来自“赫尔墨斯”，意思是晦涩

拉图尔 :总之，时间不会流走。
塞尔:不，它会流走，但同时又不会流走。必须把 “流逝”(passer)和“漏勺” (passoire) —词联系起来：时间没有流走，它是过滤了。我的意思是它流逝了又没有流走。我很喜欢“渗流理论”，它对时间和空间提出了一些明确、具体且具决定性的新想法。法语“流淌”一词 (couler) 来自拉丁语“colare”，后者的意思正是“过滤”。在一个过滤器中，某些通道畅通，而另一些却受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