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祭与中华文明起源。
最近出品方一页的名声不好，才发现我读了不少一页出品的书，也种草了许多。这本书虽然是一本我平时不怎么会看的考古类书，但是书名和装帧吸引了我的注意。
夏商的历史已经说不上是历史，而更多是考古了。两年前立志要读完最爱的《讲谈社·中国的历史》，在第一本的夏商就栽了跟头，读不下去考古；然后读《明朝那些事儿》对明清感兴趣，就跑去读明清了，不过印象里也没怎么读完。
阅读历史，比如之前读《千年贸易战争史》，并不是像历史的考试题一样要给我们挖空——理论上，记忆是顺理成章的——而更多是一种历史直觉，联系和分析的能力，横向和纵向的思考。所以有些细节忘了也无妨，对重要人物和事件留有印象即可，随时可以去查阅维基。而考古，则更多是技术分析了。
现存商朝文献中甲骨文占了非常重要的部分，祭祀对于商朝王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让人想到了印度的婆罗门种姓，万幸的是中国并没有发展成那样的社会结构。大部分的历史都是用理性的方式去分析问题，儒家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在那之前，祭祀属于非常典型的“非理性”因素，掌握这种能力的人在社会有极高的地位。人祭是商朝祭祀的重点，也是这本书的重点，也是商周改朝换代中最大的特征之一。
先民从部落时代走向早期国家和文明起源， 战争和人祭是不是“必要的恶”？没有它们，是否人类就无法进入文明时代？
祭祀活动一直延续到今天，逢年过节我们仍要祭祀先祖，祭祀神佛，但是从血腥残暴的活人献祭，却在周朝之后被人遗忘，无从提起。我们是如何走向当下的文明，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而在这本《翦商》里可以找到答案。
有趣的是，序言里提到这样一个观点
中国古文明的重要特征是实用和低成本，不重视公共参与性。
新石器时代到大禹
石器时代，在东亚大地的早期先民聚居形成了早期的聚落和古代国家，他们形成的共同体并没有人祭的习惯，相对平和。
由于共同体建立的基础是水利协作而非军事征服，所以这些“古城”没有出现明显的社会分层和阶级分化现象，比如，没有特别奢华的墓葬和首领宫殿，战争和屠杀的迹象很少， 人祭现象也一直不多。这些都和稻作文化区依赖协作、联合建设水利工程有关。
大禹治水也是体现了先民对于水利工程的重视。
从孟子的描述看，禹的治水工作就是排干和改造湿地。这其实是新石器晚期以来几乎全人类共同的事业。比如，古罗马城是在公元前 6世纪王政时期的排干沼泽工程中初步建成的，甚至直到工业时代初期，巴黎的凡尔赛宫，乃至整座圣彼得堡市，也都是排干沼泽后营建出来的。
华夏文化的龙崇拜与龙和水的亲密关系密不可分。
二里头-夏朝人有崇拜龙的习俗，应当也和他们曾经的滨水生活有关, 因为上古传说中的龙都是水生，形体与蛇接近。
夏
关于夏王朝是没有完整可靠的文献的，所以考古发掘的内容占了绝大部分——从墓葬中窥见国家结构和社会生活。夏王朝二里头古城的考古发现，随着古代国家的发展，大型聚落和复杂的社会形成，分工明显且不平等浮现，贱民群体也随之出现。即使这个时候还没有人祭，但是对人的区别对待也为人祭埋下铺垫。
当国家权力和统治阶层出现时， 也会伴生庞大的贱民群体，或来自被俘虏的异族，或部落和宗族体系因各种原因被打散，而成为豪门贵族的私家奴婢或国家管制下的贱民， 以及都市中的乞讨人群。而一旦丧失部落和宗族这样的互助组织，他们往往会被任意虐杀或死于饥病，并被随意抛尸，从而成为灰坑或地层中的尸骨。
夏商是青铜时代的起源，冶金技术在文明发展中是三大要素之一：
学术界以往对“文明”的界定比较严格，其中有三个关键要素： 城市、冶金技术和文字。
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都是常用的词，但这两个词的含义并不对等。 青铜器从未完全淘汰石器，它更多体现的是上层人生活的改变，就像古人发明文字后，社会上的多数人仍是文盲。社会的发展水平往往是被占人口少数的精英阶层代表的。但我们不能因其数量少而低估青铜， 正是它铸造了华夏的最初文明和第一王朝。
考古发现在二里头宫殿里没有发现人祭现象，但是在青铜铸造工坊里却可以看到人祭。这些族群自治且自足。
夏王朝的特点也不同于后世：
夏王朝比较保守和封闭，不屑于对外掠夺与扩张，也不想建立广土众民的真正王朝。也许，是当初后羿和寒浞的动乱给了夏王室以教训，尽量不要和其他部族走得太近。
早商
商是王朝的名字，也是氏族的名字，即使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商族人仍以其善于经营而延续，以至于卖卖活动（“贾”）冠以“商”之名。
商族的起源，是中国早期文明中最为扑朔迷离的话题。
族人灭亡夏朝之后，一度保留了二里头古城，并同时开始兴建两个中心城市：一座是在二里头以东8公里处的偃师商城；另一座是在二里头以东100公里处的郑州商城——堪称早商的东西两都。
在偃师和郑州都能发现大量的人牲，但是盘庚迁都之前的早商的甲骨文材料目前非常有限，甚至够不上上述的“文明”基准。而两座中心城市中，郑州城非常特殊——当代郑州市恰好完整地没有偏移地覆盖在了郑州古城上，这在城市发展史上是非常罕见。
盘庚迁都
盘庚迁都是商朝发展的重大事件，盘庚的讲话被完整地记录在了《尚书·盘庚》里：
从《盘庚》讲话来看，商王的权威来自天界的上帝，但商王并不 和上帝直接沟通，而是由列祖列宗代表上帝干预人间……在甲骨卜辞里，商人崇拜的并不是天，而是 上帝；到西周，人们才把天和上帝等同起来。
（盘庚对子民）动辄以杀戮和神灵的惩罚相威胁，少有温情，刻薄寡恩。
上述这些，都是从“理性”层面寻找盘庚迁殷的原因，但在商人 的时代，“理性”只是影响决策的一部分原因，还有相当部分是由鬼神和占卜决定的。这些“非理性”因素虽然无法复原，却不能忽略
在商文化中，鬼神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商人的意识里并没有道德的观念，而是以鬼神的旨意作为行事标准。商王的角色是人间和鬼神沟通的代表，商王通过占卜的方法和鬼神沟通。
盘庚的讲话中，频频出现“德”字，似乎商人已经有了一整套道德观念。其实，商人的“德”和后世的意思还不太一样，它不是客观的行为规范，而是具体的“给好处”之意。王的“德”是给臣民好处， 它的反义词是惩戒，是“罪”和“罚”，两手都不可少：“用罪伐厥死， 用德彰厥善。” 直到周公在西周初期发展出“敬德”的理念，“德” 才逐渐被当作一种通行的价值观。
在商人的眼里，世界是冷酷的，充满暴力、杀戮、掠夺和不安全。 他们不认为鬼神有明确的善恶观念，或者说，商人本没有明确的善恶观念，自然也不会想象鬼神能有。商人认为鬼神会随时、随意给任何 人降下灾难，大到灾荒和战乱，小到生活中的各种不如意，都有鬼神在背后操纵，即便是商王也难免。
武丁
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是商朝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之一。按照维基的说法：
维护国家统一的同时，武丁还大大开拓了商朝的疆土。武丁总共征服了81个敌国和叛乱不朝的方国。武丁又派小臣毕率领众多罪犯到这些新的领土上开垦荒地，大大发展了商朝的经济。衰落的商朝重新振兴，史称“武丁中兴”或“武丁盛世”。
甲骨文中有70%都写成于武丁时期，殷墟中超过四分之三的人牲都集中在武丁时期，这时开始出现铜、锡、铅三元合金，琢玉工艺也得到很大发展。
商王朝的宗族社会在这个时期得到了更多的发展：
殷商并没有现代人熟悉的各种政府体系，如完备的国家机构和层级政府等。商人社会的基本单位是血缘关系的“族”，甲骨文字形是战旗和一支箭，直观表现了它的战争属性。商人的族，可以理解成宗族、部族或氏族，每个商人宗族都有自己的领地，统治着耕作的土著农民。
城市居民的功能分化以及无止境的拓张都是先王时代的警醒，在武丁时代也时刻提醒并且深刻地影响了他的统治方式。
传统的商人宗族共同体和城市生活存在矛盾，城内宗族只 能放弃旧有的农业、牧业、手工业兼营的自足模式，成为王权游戏规则中更为专业化的人群。这是商人传统精神沦丧的起点。
龙城的腐化，以及它引发的郑州商城朝廷对传统宗教的背叛, 是武丁王的警钟。或者说，武丁的主要政策都源自对早商朝廷崩溃的 反思。
哪怕获得了马车这种新的统治技术，武丁王也尽量把疆域保持在 可控的安全规模内。过大的疆域会包含太多各色异族，而这会稀释商 族人口，从而带来诸多风险。武丁虽然四面出击，开疆拓土，但他尽 量稳定地推进商朝的势力范围，不做盘龙城（在今武汉）那样遥远的跳棋式布局。 王朝统治的异族不需要太多，关键是献给诸神的祭品要足够。
武丁的配偶也非常出名，妇好是中国史上最早有文字记载的女元帅将领，妇妌是司母戊鼎的祭祀对象。
占卜师不太敢写出结果，于是，武丁自己解读裂纹的预兆：吉利，妇好会受孕生育。
从《合集》13925看，武丁王迎娶妇好的动机，似乎主要不是 来自占卜，而是他预先做出了决定，占卜只是完成必要的程序而已。
这里可以补充商周时期的家庭结构，这个时期应该已经迈入了父系家族时代。
同样是未婚生子,简狄繁衍出商族，姜嫄繁衍出周族。有学者认为, 这是人类早期母系家族的表现：女子不出嫁，男子到外部落约会临时性伴侣，所谓生子“知其母，不知其父”。不过要注意，在《生民》里, 姜嫄发现自己未婚先孕后，还是会感到恐惧。而这是父系家族时代的 观念。所以，《生民》反映的应该是母系家族和父系家族正交替的时代, 在当时，两种家族观念还杂糅并存。这也正是男性始祖领袖产生的背景：从母系家族诞生，然后建立起自己的父系家族与国族。
周文王周昌
周文王周昌来自西方异族，在“受命”灭商之前，在边隅的角落里当了五十年的部落首领，并且替商纣王捕捉异族人牲。他携带捕获的人牲前往殷都，却被关在羑里，他的儿子伯邑考、武王周发和周公旦等人前去进献营救，而伯邑考丧命于殷都，文王得以获释。其中除了他们进献的人与物以外，似乎还有别的让周昌得以释放的因素：
在后世的 演义文学中，苏妲己是可怕的狐狸精，一心谋害周昌，而真实的历史 很可能是，苏妲己才是让周昌获释出狱的关键因素。
在羑里狱中，周昌研究了占卜和卦象，写成《周易》。周易卦象的特点是，鬼神不直接决定万物，而是万物互相影响成为因果。
卦爻辞纷繁杂乱的现象背后，其实是周昌对世界运行规律的探索， 通过卦象排列组合的变化，他发现，现有的世界秩序不是永恒的，而是可以改变的。尤为重要的是，商朝的统治也是如此。
在讲述这些之前，我们先要讲一讲《易经》最基本的原理：阴阳、 卦象、卦辞和爻辞。
先说最古老的所谓伏羲“八卦”。有四对卦,分别是乾和坤，坎和离， 震和艮，巽和兑;各有代表图案,被称为“卦象”，由三根表示阴阳的“爻” 组成，一根直线代表阳爻，两段半截的线代表阴爻。
六十四卦则与此不同，它的原理更复杂。它认为，世间的一切 并不都是由神直接决定的，而是各种事物会发生互相影响并形成一种 因果发展的链条，其对应的就是卦里六个爻的阴阳顺序。换句话说, 对于每一个主题的卦，周文王都需要找出与之相关的六个事件或现象 作为六条爻辞，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因果发展链。而且，事物的因果 关系不会只有一种模式。在某种环境下，甲是乙的原因，而在另一种 环境下，则可能变成乙是甲的原因，甚至原本没有因果关系的两个孤 立事件，在另一种时空环境下也可能会发生联系。
不必急于追索每一卦的具体含义,而是应当先明白卦象“颠倒成对”原则的本质是什么。综合前述，本书认为，它是文王发现的 世间规律，或者说，一种被称为“易”的思维方式：世间的一切都不 是永恒和持续不变的，它们都可以有另一种相反的存在形式，一切也 都可以颠倒重来一遍。
否，颠倒重来就是泰；损，颠倒重来就是益……一切事件的发 展过程，都可以“倒放” 一遍，从终点回到起点。这意味着，一切 皆有可能
对于中华民族的宗教观影响深远，并没有让中国走上了西方的宗教道路，反而是一种解绑。
在《圣经・旧约》里，以色列长老摩西带领族人逃出埃及之后, 多次获得犹太教上帝的当面指示，使以色列成为上帝的立约之民, 把族人带往上帝的应许之地。文王周昌自殷都返回之后，则把商人 的上帝阐释成普世的上帝，从而使自己成为上帝在周族和人间的代 言人。
这两位通神者都改变了各自的文明；所不同的是，摩西是把上帝 和特定族群绑定，文王则是解除上帝和特定族群的绑定。
“易”意为变，卦象解释的不仅是万物更替的原理，也是朝代更替的因素。《周易》的晦涩难懂，也因为这些内容忤逆敏感，不能用太直白的语言。而这种晦涩也为后世的解读提供了文本，于是后来孔子等儒学家则以其为本进行更加世俗的解释。
从现代人的视角看，文王周昌为翦商而推演的“理论”，或许可 以分为以下三个层面：
一，宗教的，即他对商人“上帝”概念的重新诠释和利用。文王 的身份类似犹太教的摩西、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身兼部族政治首领 与神意传达者两重职能。
二，巫术的，即他在《易经》里对商朝施展的各种诅咒、影射与 禳解之术。在上古初民时代，这些行为往往和宗教混杂在一起，不易 区分。
三，理性的，或者说世俗的，即各种“富国强兵”的策略和行师用兵的战术
在狱中，周昌的灭周之心逐渐确立，回到周都之后，他拓张势力，四处吞并，为后来武王灭商奠定重要基础。
周文化和商文化很不同，族群性格也差别很大。商人直率冲动， 思维灵活跳跃，有强者的自信和麻木；周人则隐忍含蓄，对外界更加关注和警觉，总担心尚未出现的危机和忧患。这是他们作为西陲 小邦的生存之道。而在阴谋翦商的十余年里，这种个性更是表现得 无以复加。
文王对于“飞鸟”的奇怪态度，应该和商族人对鸟的崇拜有关。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人认为，鸟是商族的保护神，为上帝传递 消息的信使，所以在甲骨卜辞的记载中，商王经常用牲畜及人牲向“鸟” 献祭。而这显然会让心存翦商之念的文王产生疑心和恐慌，把飞鸟视 作凶险的信号，所谓“飞鸟遗之音”，即是担心鸟类会察觉到自己的 谋逆行为，并用某种方式传递给商纣王。
周武王周发
周文王去世之后，周武王的脱力感和犹豫反而很令人玩味。因为印象里谥号“文”总是气质柔弱，“武”则野心勃勃，比如魏文帝曹丕和追谥的魏武帝曹操，还有汉文帝刘恒&汉武帝刘彻。周武王对于翦商事业甚至有一种“恐惧”。这可能是源自殷都之行的创伤后遗症，他也依赖弟弟周公的解梦来缓解开导。
武王甚感自己无力继承父亲开启的这一正义而疯狂的事 业，即便登上了周王之位，也不敢启用自己的纪年，仍延续着文王受命以来的年号。他没有通神的能力，只能祈望父亲的在天之灵继 续护佑周邦。
至于周公是否逃脱了那段殷都噩梦的纠缠，史书中没有记载，我 们只知道，在被兄长召唤的每个黎明之前，他都从容清醒如白日，除了用餐时偶有失控呕吐的习惯，他没表现出任何异常
他还是承接了父命，带兵逼近殷都。兵临城下，纣王自知无力，于是与鹿台自焚。
商纣末年，殷都贵族们已经处于一种难以置信的恐怖之中， 因为即便在以鬼神血祭为常态的商文化里，也少有纣王这种热衷用显贵 献祭的做法。可能这才是商朝失控和灭亡的直接原因，周人的威胁原本不值一提。
纣王曾给诸神贡献过王族和方伯，现在他贡献了自己，带着人间最珍贵的宝玉升往天界，成为具有上帝神性的“帝辛”，然后，他自然要给叛逆的周人降下灭顶之灾。
周发毕竟是商朝思维，在翦商之后，他仍然沿用商人的方式去献祭人牲，从而抵消纣王的自我献祭所带来的祸患。
清晨，武王在殷都周庙举行盛大的燎祭。16 乘车驾到之后，他站在宗庙南门外，由史臣向上帝宣读献祭的通知， 请上帝莅临飨宴。先是给一百名“大亚臣”（纣王死党，高级武官）换上专门的祭 服（“佩衣”），由武王亲自献祭。执行的方法是“废”，就是砍断手脚， 任其在血水中翻滚、哀嚎——他们的叫声要上达天听，这样上帝才会 满意地享受祭品。
武王一直活在对商人的恐惧和仇恨之中，但也同时活在对商人宗 教理念的痴迷中。在他的计划里，可能是要把商人押解到新城规划之 地屠杀祭天，让他们成为“度邑”的奠基礼。他相信，只要有了这份 空前丰厚的祭品，上帝会格外垂青于周王室，给他们降下一条平坦的 通天大道。如果武王周发的寿命足够长，他完全有可能成为像殷高宗 武丁一样以杀戮献祭著称的“伟大”君王。
还好有他的弟弟周公旦。
当然，周公并不赞同武王的计划，但他必须消灭商人再度叛乱的 可能，并同时改造商人的宗教文化。
周公旦
周公旦在当初和武王一起去殷都救过文王，他对于前朝记忆非常深刻。周公并没有得到文王关于《周易》的亲传，但是他用自己的方式终结了人祭的历史。武王病逝之后，立武王之子周颂为王，周公旦则亲自辅政，对宗教祭祀和历史进行深度改造。
真实的周公，个性颇为复杂。其一，他经历过商朝统治和 商周易代，深刻了解商人的文化和个性，能在殷都存活下来，自然有世俗的生存智慧。其二，过于惨痛的经历也让他对上帝等宗教理念非常警觉，敬而远之，而对“德”则有着近乎“病态”的追求。
商人的血祭宗教是被周公终结的，但周公所做的远不止于此，他还要抹杀关于它的记忆，防止它死灰复燃。而忘却是比禁止更根本的解决方式。为此，首先必须毁灭殷都， 拆分商人族群，销毁商王的甲骨记录；其次，自古公亶父以来，周人 曾经为商朝捕猎羌俘，这段不光彩的历史也应当被永久埋葬；再次， 长兄伯邑考在殷都死于献祭，他的父亲和弟弟们还参与并分享了肉食， 这段惨痛的经历也必须被遗忘。
周公的“改制”恭敬地解除了上帝和诸神对世间的掌控，把他们 奉送到距离尘世极为遥远的彼岸世界。诸神远行似乎也带走了一切奇 伟莫测，留给人间的只有平庸的平和，以及残留着种种传说的巨大废 墟。不过，诸神及其神迹并未消失，只是它们不再返回东亚，而在此 后的美洲大陆上，玛雅和阿兹特克等文明将相继繁荣，且伴随着盛大 的人祭仪式以及精美的图画文字、石雕和巍峨的金字塔神庙。
商文明很复杂，有着残酷、奔放、奇幻和科技理性等诸多层面, 以及那些我们已经无法认知的部分。只是早在三千年前，它们就已经被彻底忘却。尧舜禹的温情禅让从此成为华夏世界的标准版历史叙事，更早版本的 商人的“创世记”和上古史则被取代和湮没，未能流传下来。当然， 也可能有某些与周公原则不太冲突的内容被纳入了周人的历史叙事， 但这些已经不易分辨。
同时周公推行“德”被鲁国孔子吸收，成为了儒家思想德重要部分。相距百年，在被西周隔开、被周公遮蔽的历史中，孔子和周公隔岸相望。于是孔子把周公的精华吸收，流传百世，至今成为中华民族思想中重要的部分。
孔子和儒家最推崇周公，而周公思想是儒家文化的源头。周公思想的产生和形成，主要源于对人祭宗教的恐惧，以及消灭人祭宗教的需要。这是后人从未堪破的秘密。
因为周公掐断了神对人间的直接干预，这意味着华夏世界不会再 有主导性宗教，以神的名义颁布的道德律条（如摩西十诫、佛家五戒） 也无从产生，所以周人必须另行寻找一套用于世俗生活的道德原则。 这种世俗道德的原理，是“推己及人”，也就是把自己放在他人的位 置上考虑，从而决定自己对待他人的方式
把他人等同于自己来对待，其实是人类固有的（但不是唯一的） 一种思维和基本道德律，在宗教文化中，它可能会被教义遮蔽，却一直存在。
孔子关于“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的描述，却 又是西周和春秋时期绝无仅有的，不仅不符合周朝官方的政治正确， 而且孔子的信息来源也是个谜。
我们至少知道的是，在孔子的春秋时代，上述“殷人”的特征早 已经消失。宋国是商王族的继承者，但宋国上层已被周人完全同化， 有时固然争强好胜，但主要还是为面子，或者说是周人文化里的“贵 族精神”，绝对不是为了利益的“胜而无耻，
>
在传统的历史叙事框架中，孔子梦周公这件事不是那么容易让人 理解，甚至有些人还会觉得这是不是有点虚假，但将其放在真实的商 周之际的历史背景中就好理解了 ：越是接近商文化的残酷真相，孔子就越是对周公有真正的理解和感激。换句话说，从民族间的征服与杀戮走向和解与融合，孔子是受益者，也是这段隐秘史的破译者。他有太多想说又不能明说的，只能在梦中倾诉。
尾声
我们被考古学改变的认知，不只是夏商。
我有相当一部分的书是睡前的时间读的，唯独这本书在睡前读的时候压力很大——配图满是人祭的嶙峋白骨，在各种扭曲的姿态中痛苦地死去。光是看到文字和图片都已经让人窒息，更难想象作者是如何整理这些资料文献。看到尾声作者的吐露，也感到这趟旅程的艰辛。直面自己民族的历史，尽管千年之遥，但商王朝跨度千年，其震撼或许更甚于南京大屠杀。
面对惨死尸骨的照片，尝试 还原人祭杀戮现场，进入杀人者与被杀者的心理世界，我常感到无力 承受。
这是一场无法解脱的恐怖之旅，犹如独自走过撒满尸骨的荒原。
作者以其顽强的心智完成了这部作品，或许也给我们这些看向深渊的研究从事者一些提示。
他们对我最大的支持，其实是心理上的，让我意识到除了祭祀坑里的尸骨，这世界 上还有别的东西。
也许，人不应当凝视深渊；虽然深渊就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