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学导论、神游、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Words and Rules、理论的幽灵、A Lover’s Discourse、浪漫主义的根源
2023年第三季度一共读了19本，非常多文学批评和对比文学作品，A Lover’s Discourse应该可以排进年度前三。
诠释与过度诠释
艾柯的演讲和对演讲的评论
艾柯演讲的背景：学术思想的趋势 1. 高等教育的急剧膨胀 2. 具有独特的学术传统与思维方式的欧洲大陆哲学体系与重在对文学作品进行精细的批评性解读、分析与欣赏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发生了激烈的“碰撞”
关于文学本质的假说：
文学本文具有某种“本质”，对本文的合法诠释即以某种方式去发掘、去阐明那个本质。
诠释与历史
一种关于本质的极端解释仅仅关心读者反应：
某些当代批评理论声称:对本文唯一可信的解读是“误读” (misreading); 本文唯一的存在方式是它在读者中所激起的系列反应。
而艾柯提出三个意图：
“作者意图”（非常难以发现，且常常与本文的论释无关）与“诠释者意图”一一用理查德·罗蒂的话来说，途释者的作用仅仅是“将本文锤打成符合自已目的的形状”一一之间，还存在着第三种可能性:“本文的意图”
我更倾向于翻译成“文本的意图”。
实际上，不仅空间具有界限，时间也有界线。覆水难收，昨日不再，时间的线性秩序不可回复。这原则在拉丁句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拉丁句法的时态和语序都道循着线性发展的原则。
方向性是方向性，边界问题是边界问题，根本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知道是作者不清楚还是译者的问题。
然后艾柯就开始抨击神秘主义了。这里其实我也反思了我对于神秘气质的偏爱，最后发现还是要回到卡森：知道就是得到，同时也是失去了。我很喜欢关于镜子的比喻。不恰当的关联是，在工程里面，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无限循环，那么要确定断裂的位置，然后牵近两头，如果无法恰当断裂，那么是找不到稳定收敛的。
荣格(Jung)曾经解释说任何神性形象如果由于我们对其过于熟悉而失去了其神秘性的话，我们将不得不转向其他文明中的形象,因为只有具有异国情调的符导才能保持其神秘的气氛。
对于希腊理性主义而言，一个东西如果是可以理解的，它就是真理;而现在，真理却主要是那些无法理解的东西。
然而，为什么只有野蛮人的牧师才能掌握这些秘密的知识?大家都普遍接受的看法是: 只有他们才知道精神世界与星象世界以及星象世界与尘俗世界之间的神秘联系一这就意味着一个星球上的行动可能影响到其他星球的运行，而这些星球的运行又可能影响地球生物的命运；意味着如果你对神的偶像施加法术的话，那个神就会听从你的旨意。尘世如此，天国亦然。整个宇宙就像是一个装满了镜子的大厅，任何个体在这里既是被反映的对象，又反映着其他的物体。其结果是，诠释成了无限的东西。那种试图去寻找一种终极意义的努力最终也不得不向这样一种观点屈服: 意义没有确定性,它只是在无休无止地漂浮。
权力的奥秘在于让人相信他掌握有某种秘密。
顺带一提，我可终于知道无花果的意思了。血红纯真。
无花果（fig）这个词可以在象征的意义上使用(比如说to be in good/full fig（穿戴整齐、身着盛装、精神抖擞）to be in poor fig （欺诈）,因此这一信息可以有多种解释。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收信人也得依赖“无花果”这个词某些约定俗成的传统解释，比如他就不能将其理解为“苹果”或是“猫”。
结论是，我们不能走向神秘主义的道路。
这种论释必须指向某个实际存在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应该受到尊重的东西
作者和本文
本人带着同人脑批注了后面两个章节
确认“作者意图”实际上就是确认一种语义策略
Continuity,一直卖的才是真美帝，反复的证明是一种收敛
怎样对“作品意图”的推测加以证明？唯一的方法是将其验之于本文的连贯性整体。还有“以种观点也很古老，它来源于奥古斯丁的宗教学说(《论基督教义》)：对一个本文某一部分的诠释如果为同一本文的其他部分所证实的话，它就是可以接受的；如不能,则应舍弃。
圈地自萌就无所谓，但是关心蒸煮的wf还是需要考虑蒸煮状态。讲真我很担心我蒸煮的精神状态了
在《读者的作用》一书中，我强调了“诠释本文”(interpreting a text)与“使用本文”(using a text)之间的区别。我当然可以根据各种不同的目的自由地“使用”华兹华斯的诗歌本文：用于戏仿(parody)用来表明本文如何可以根据不同的文化参照系统而得到不同的解读，或是直接用于个人的目的(我可以为自我娱乐的目的到本文中去寻找灵感);但是，如果我想“诠释”华氏本文的话,我就必须尊重他那个时代的语言背景。
在无法企及的作者意图与众说纷纭、争持难下的读者意图之间,显然还有个第三者即“本文意图”的存在，它使一些毫无根据的论释立即露出马脚不攻自破。
一个将其作品命名为《玫瑰之名》的作者应该准确面对这——题目的多种诠释。作为经验作者，我认为我之所以选择这——题目完全是为了给渎者以诠释的自由:“攻瑰这一意象有如此丰富的含义，以至于现在它已经没有任何含义了：但丁笔下神秘的玫瑰，代表爱情的攻瑰;引起战争的攻瑰，使巫术帮形见绯的玫瑰；以许多其他名字出现的玫瑰;玫瑰就是攻瑰，攻瑰就是罗塞克卢主义者。”
不要关心中之人。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中之人。
这个例子同样与我小说的诠释无关。如果它有某种寓意的话，那就是:经验作者的私人生活在某个程度上说比其作品本文更难以追寻。在神秘的创作过程与难以驾驭的诠释过程之间,作品“本文”的存在无异于一支舒心剂，它使我们的诠释活动不是漫无目的地到处漂泊,而是有所归依。
反驳与支持
对过度诠释的支持者：过度诠释的必要性
要不然就磕不到 磕到的都疯了
切斯特尔顿(G.K.Chesterton)对此曾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一种批评要么什么也别说,要么必须使作者暴跳如雷
我认为，所有这些“过度理解”都可算作“过度诠释”。如果认为诠释只是对本文意图的重建，那么这些问题与诠释毫不相干；它们想问的是“本文做了些什么”，“它又是怎样做的”这样的问题：它怎样与其他本文、其他活动相连;它隐藏或压抑了什么;它推进着什么或与什么同谋。
许多非常有趣的现代批评形式追寻的不是本文记住了什么，而是它忘记了什么;不是它说了些什么,而是将什么视为想当然。探究语言和文学奥秘的最好方法和智慧源泉，我们应该不断地去开发它，而不是去回避它。如果对“过度诠释”的恐俱竟导致我们去回避或压制本文运作和诠释中所出现的各种新情况的话，那将的确是非常悲哀的，对我而言，这种新情况、这种求新的精神在今天实在是太罕见了一一尽管昂贝多·艾柯教授的小说及其符号学研究本身就今人敬佩地显示出了这种难得的创新精神。
话镜：世界因语言而不同
把语言比作两种镜子——平面镜和透镜，意味着语言与思维的两种关系——反映思维方式和影响思维方式。
本书作者继承的是乔姆斯基和乔治·斯坦纳的思考方式，即：语言是一种本能。
他（乔姆斯基）的理论认为，所有的语言在深层次上都有着相同的“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相同的基本概念 (underlying concept) 和相同的系统复杂性。因此，语言唯一重要的方面，至少是唯一值得研究的方面，是其中能展现出语言可以表达与生俱来的人性的部分。
但是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
语言对思维的任何影响，都很难通过经验证实或证伪，
那么接下来这句话就令人发笑了。多学学汉语，或许能拯救轻生。
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在他1975 年出版的著作《通天塔之后》(After Babel)一书中论证道，“我们语法中的前进性的习惯(conventions of forwardness)”，我们“表达将来性的习惯”，换句话说，将来时的存在，给予了我们对未来的希望，将我们从虚无主义当中挽救回来，甚至使我们免于集体自杀。
本书集中讨论了三个焦点：空间、色彩、性
当下所言只是重复，先前所言已有人言
——《哈海佩雷塞内卜之怨》Nullum est iam dictum, quod non dictum sit prius.
今日所言之事，无一不曾讲过。
一泰伦提乌斯(Terence)《阉奴》(The Eunuch)，公元前161年
色彩
为什么偏偏是色彩，成了交火点?可能是因为，在人类感知中，这个深邃且更似本能的部分，文化更容易伪装成自然。
最重要的争辩集中于《荷马史诗》
如果说有什么词汇如今仍在流行，恐怕就是那不朽的色泽“wine-dark sea”(暗如葡萄酒的大海)。
它之所以权威，正是因为本来没有打算成为权威，它的故事并不是为了讲给后人听，而是讲给同代人听的。
对于《荷马史诗》里色彩的理解，经历了从生理论到文化论的转变。近代的第一个探索者是：
格莱斯顿认为荷马和他同代人对世界的感知更接近黑白，而不是全移
格莱斯顿的时代倾向于认为荷马以及他同时代的人是这种生理缺陷而无法分辨颜色。
确切地说，他们看到的世界是黑白之间略带丝红色。因为格莱斯顿承认，那个时代刚开始发展的人类色觉，已经包括了红色。依据是，荷马有限的色彩词汇极大地倾向红色。
第二个重要探索者是盖革。他提出的重要问题是：
人类的感觉，由感觉而来的知觉，有没有历史?
不同于格莱斯顿，盖革是语言通才，他发现对于“蓝色”的描写同样也在圣经、古印度诗歌里缺席。他运用他擅长的词源学：
现代欧洲语言中表示“蓝色”的词有两个来源少数源自最初意为“绿色”的词，多数则源白早先意为“黑色”的词。
再早一点，我们看到的连“黄”都不是，因为表示“黄”的词，最初源自表示红色调的词。而在“黄”出现之前他总结道:“只分黑与红,显然就是色觉最原始的阶段。”但是就连红也并不是色觉的开端。因为盖革声称，借助词源学证据，还能继续向上追溯到更古老的时代，“连黑红都混为一谈，模糊地形容有颜色物”
盖革虽然确定了色彩词汇出现的顺序，但是最后还是把语言和思维的联系扔给了博物学家和医学家。
他自己的答案是，有着跟我们一样的视力，却宁愿将就着使用严重不足的色彩概念，这种可能性极小。既然如此，他提出，古人色彩词汇的缺陷，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存在解剖学差异。
第三个探索者是眼科学家马格努斯，在他的时代，色盲才作为一种病症刚刚被提出（由于拉耶伦达火车事故）。他结合了格莱斯顿的观点，和盖革的色彩顺序，认为人的视觉从波长较长的红色开始，然后才能看到波长较短的紫色，而这种进化是最近几千年才逐渐演变出来的。
而他遇到的挑战来自达尔文的进化论。视觉作为一种复杂的感知，想要在短短几千年的时间进化出来是几乎不可能的，而同时达尔文又否认了后天获得性状的说法。达尔文的弟子克劳斯说：
文化和历史上不断改善的色觉发展即在头脑之眼中发生。
最后的定论来自于对原住民的视力报告，确信了普遍人类不存在生理上的缺陷，而是文化上的区别。那么为什么荷马的词汇混乱甚至贫乏呢？有一个水果味道的例子：
我们没有机会调整水果的味道和浓淡，也没有接触过系统排列的一系列高“饱和度的”(纯的) 味道，只品尝过一此我们刚好知道的水果中随机出现的若干味道。因此，我们没有创造出精细的词汇，用来脱离具体水果而抽象地形容各种不同的味道。
文化论虽然能够解释文学上的发展，但是没有能够解释盖革的色彩顺序。直到20世纪60年代，柏林和凯的理论覆盖了盖革的说法：
划界的表面差异之下，隐藏着更深层次的共性，确切地说是普遍性。他们称，这种普遍性是在他们称为不同色彩的“焦点”(foci) 中被发现的。因此他们推断，色彩焦点是人类的普遍共性，是由生物性决定、独立于文化的。
但是，他们提出的色彩焦点也不能普遍适用于现在发现的所有语言。从自然到文化再到自然，迄今没有一种理论让所有人满意。
MRI给出了色彩和语言的联系，但是也并没有能够解释真正的联系和奥秘。
大脑在判断两个颜色的异同时，负责色觉的神经会向语言神经寻求帮助，即使并不需要说话。
语言相对性
在不识字的社会，词汇量规模有限，正是因为缺乏所谓的“被动词汇量”，至少一代人的被动词汇量无法传递给下一代如果一个单词一代人没有主动使用过，那下一代人就不会听到，因而也就会永远消失
母语决定思维的理论是在20世纪30年代被提出来、被沃尔夫发扬光大的。按照作者的说法：
它变成了一种强大、偏激的理论，继而迷惑了整整一代人。
语言学研究者先是陷入一种语法分析的误区：
“研究语法”是指研究希腊语和拉于语，因为所谓“语法”，就是指希腊语和拉丁语的语法因此，有人(不是语文学者，而是有现实需要的传教士)在描述这些遥远语言时，通常都是一边列出拉工语的范例，另一边根据自己的臆测，列出当地语言里所谓的对应形式。“为了把这些语言硬塞进拉丁语法规则，这些传教士如此粗暴地强求自己，强迫这些语言”，他（洪堡）写道，“这让人很难过。”
这种误区具体体现在时态上：
一门语言的时态系统决定了使用者对时间的理解。这方面特别好的证据就是圣经希伯来语，因为人们可以靠它据称是无时态的动词体系，来解释从以色列人的时间概念到犹太教和基督教的预言本质的各种事。
语言学家也重新把目光放回原始社会的土著语言：
只有那些和我们的习惯有极大差异的小部落语言，才能真正解释什么是自然和普遍。
霍皮语是另外一个关于时间的例子：
“对我们这些把时间看作空间内运动的人来说，持久不变的重复似乎是将它的力量分散在空间的一长串单位中，被浪费了。霍皮人不把时间看做运动，而看做已经完成的一切事情“渐渐远逝”
于是成为一种语言相对性的桎梏：
这个谬误就是，语言是一座牢笼，限制了我们能够理解的概念。
这个桎梏不仅在语言学研究中，也在小说和意识形态中：
当然，这类谬误列表绝少不了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小说《1984》。《1984》里的政治领袖如此相信语言的力量，以至于他们以为，只要把所有犯忌的词语从词汇表里剔除，反政府的政治意见就能彻底消除。“最后我们要使得大家在实际上不可能犯任何思想罪，因为将来没有词汇可以表达。”’不过也别就此打住，为什么不废除“贪婪”这个词，来作为快速解救世界经济的手段呢?或者抹去“痛苦”这个词,就能省下无数生产镇痛药的成本,或者把“死亡”这个词丢进垃圾箱，让所有人都得到永生?
站在语言相对性的对立面的观点是：
任何语言都有表达复杂观念的可能性。
比如说关于语态，中文里没有，但是不代表汉语母语者没有时间观念，只不过他们不会被强迫去想这个观念。这和平克的想法是冲突的。
如果说不同的语言会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人类，那么原因并不在于每种语言允许人们想什么而在于每种语言住往会强迫人们想什么。当一门语言迫使讲话的人每次开口或坚起耳朵的时候，都要注意周围世界的某些层面的信息那这样的语言习惯最终会形成思维习惯，进而影响记忆、感知或者联想。
我们的母语既不会限制我们的逻辑推理能力，也不会束缚我们理解复杂思想的能力。
语言的核心差异在于人必须表达什么，而不是人能够表达什么。
就着这一点，继续展开对于空间和语言的性别的讨论。
空间
北京人指路：“往北边两条街，再往东走两条街”，他们似乎天然有指南针系统。
不仅是北京人，澳大利亚土著的“鼻子朝南哭”，你“踩到了我北边的脚”。这并不能说明他们没有上下左右只有东南西北，而只能反映：
第一，不同的语言依赖不同的坐标系，第二，这些语言的使用者感受并记忆空间方位的方式不同。
性别
Gender 最初的涵义与性没有丝毫关系，意为种类、类别、类属
在海涅的原诗中，松树(der Fichtenbaum)是阳性，而棕树(diePalme)是阴性，而这种语法上性的反差，则为本诗赋予了一重汤姆森的译文里缺乏的两性涵义。然而许多批评家认为，层层白雪下掩藏着的，不仅有对无法得偿所愿的爱意的浪漫哀叹这一层传统的解读，棕相树可能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欲望的对象。犹太人有一种向遥不可及的耶路撒冷表达爱意的诗歌传统，而耶路撒冷往往会被拟人化为心爱的女子。
希腊人对女性的态度稍微好一点，尽管如你所料，希腊语表示女孩的词 koritsi(xopitol)是中性，但如果谈论胸部丰满的姑娘就要加上强调后缀-aros(-apos)构成 koritsaros (kopitoapoc)“大胸女”一词，这个词属于…..·阳性。(鬼才知道沃尔夫或者弗洛伊德对此会作何解释。)如果你觉得这样归类有点发神经，那么就请回顾一下英语。英语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词性体系时，woman 一词并非归于阴性，甚至连中性都不是，而是像希腊语一样，归为阳性。
尽管如此，一种语言里性的混乱也不是绝对无药可医。英语的历史就可以证明，当一种语言不仅丧失一种性，而是丧失两种，结果就会从整体上大规模修正混乱的性体系。
如果母语为英语的读者，对我们这些背负着混乱的语法性体系咖锁的人表示同情，那倒大可不必，我才不愿意换到你的位置上我的头脑中或许背负了大量随意而缺乏逻辑的联想，但我的世界里丰富多彩的景象，你却只能错失。因为我的母语里的风景，比英语里全都是“它”的干早沙漠丰饶得多
不用说，阴阳性是一门语言送给诗人的礼物。
诗歌是最能把语言的公共性和私人性融为一体的。 公共性在于语言的结构和传达的信息是共通的，私人性在于流淌的情感是非常个人的。
云淡风轻：蒋勋谈东方美学
蒋勋是老朋友了。中学的时候经常听着他温和的声音说红楼，方才入梦。刚上大学读他的美学，他的生死观，某种程度上算是启蒙。时隔几年再和老朋友“见面”，还是欣赏他一些扎根传统文化的角度。
“含笑点头， 招呼说好， 或回首挥别， 叮咛珍重， 嗔爱都无， 云淡风轻， 记忆的都要一一遗忘， 一一告别”
——卷首语
痛苦的永远是还有记忆的人吗？
画卷
“去， 有逝去的感伤， 也有步步意外发现的惊讶喜悦。 浏览《千里江山图》 ， 也是在阅读生命的繁华若梦吧。”
“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 是政和宣和的独特美学， 华丽、 耽溺，对美的眷恋， 至死不悔， 和徽宗的“瘦金” 和声， 美到极限， 美到绝对， 近于绝望， 仿佛一声飘在空气中慢慢逝去的长长叹息。”
“十二米长的《千里江山图》 一眼看不完。 想象拿在手中“把玩” ，慢慢展开， 右手是时间的过去， 左手是时间的未来。 “把玩” 长卷是认识到自己和江山都在时间之中， 时间在移动， 一切都在逝”
莲子
“大贺一郎更著名的研究是一九五一年培育千叶县三粒古代莲子子， 这三粒莲子经碳十四鉴定都是两千年前的种子子。 其中一粒经大贺一郎培育，， 成功开花花， 此后结实繁衍衍， 因此称为为“大贺莲莲”。”
“久远劫来， 流浪生死， 一世一世， 我们是否也像一粒莲子，也在等待： 漫长孤寂之后， 会有生命重生的领悟？
旅途中想起自杀的芥川， 不知他墓地旁是否也开满了初夏的花？”
王羲之
如今日短讯。 《频有哀祸帖》 仅仅二十个字：
频有哀祸， 悲摧切割， 不能自胜， 奈何奈何！ 省慰增感。
戏
顾老师的铁镜公主， 一出场： “芍药开， 牡丹放， 花红一片。 艳阳天，
春光好， 百鸟声喧。 ”她带着人间的繁华， 让世界花红一片， 百鸟声喧， 没有了嗔怒，但如何担待包容他人的苦楚？”
“顾老师总是选领导人就职时唱《锁麟囊》 ，好像要解开自己心里曾经有过的嗔怒骄矜， 要解开心里解不开的”
“结。 六年一次， 像一种仪式， 她或许是唱给自己听： “他教我，收余恨， 免娇嗔， 且自新， 改性情， 休恋逝水， 苦海回身… …””
诗歌和季节
“《诗经》 的《兼葭》 里用到“苍苍” ， “兼葭苍苍” ， 也是入冬时节河岸芦苇的苍茫吧。
生命知道接下来是冬天， 寒冷、 大地干旱、 烈风呼啸、 雪飞冰冻，生命要如何存活？
每一株植物都感受到死亡的压迫， 绿色的叶子变黄变红， 入秋以后， 整座山都在预告， 冬天要来了， 这是最后的华丽缤纷。”
“我们的一切都会被时间偷走， 形体或心事都一样，形如槁木， 心如死灰。 现在的“我” 看着过去的“我” ， 像槁木”
“看着春天的翠绿， 像死灰看着曾经炽热的火焰。春天的青翠， 冬天的枯槁， 其实是同一株树木。 大火炽旺燃烧的一段柴薪， 和燃烧后的死灰， 也仍然是同一个身体。
我们的身体形貌， 从婴儿到孩童， 从孩童到少年， 从少年，壮年， 中年， 两鬓斑白， 到老年的形如槁木， 其实是同一个“我” 。不同时间里的同一个自己， 可以有连续的对话吗？”
“一株树木， 可以从青春欣荣看到自己的枯槁吗？
一段柴薪， 可以从火的炽烈燃烧看到死灰的寒凉吗？
“吾丧我” ， 是两个时间里我与我的对话。”
诗歌和声音
“可惜， “诗” 的声音死亡了， 变成文字的“经” ， 像百曝的春莺，割了喉管， 努力展翅飞扑， 还是痛到让人惋叹。”
“我此刻静静聆听雪落的声音， 雪在风中聚散的声音， 回旋沉浮的声音， 坠落的声音， 堆积的声音， 融化和凝结的声音。给竹子定出音高是人籁， 找到宇宙间的孔穴呼吸是地籁， 《齐物论》 并没有直言“天籁” ， 是那个自己知道开始， 也知道停止
的声音吗？花绽放的声音和凋谢的声音， 日出的声音和日落的声音， 山岚升起和散灭的声音， 生命形成和消逝的声音， 日夜相互替代的声音。”
“从固定的汉字再转成所谓的“歌” ， 这“歌” ， 被文字桎梏了框架，扭捏造作， 声音无法自由， 没有声音的飞扬， 没有呼吸， 无法成为大众共鸣的心事。多么遗憾， 《诗经》 只能阅读， 不能传唱了。 文字伤害了声音，我们用眼睛阅读的， 是声音的尸体， 冰冷没有温度“
说到选举，其实也是我一直以来疑惑的。所谓民主国家每年数以亿计的选举资金，究竟是为了什么。不如省下来做点实事。
““民主” 如果是这样的花大钱竞选， 这样的“民主” 与小市民何干？ 与生活在温饱边缘的底层人何干？这样花钱动辄上亿的选举， 竞选者的心态是什么？ 口口声声选民的利益真的只挂在嘴边吗？ 还是背后企业金主的黑手将永远操控一个城市的“民主”？ 所以这些看起来如此鄙俗虚伪的脸孔，也只是企业黑手伸进政治权力结构的傀儡？
左走右走， 走不出可怕的梦魇。我们可以期待岛屿有更美一点的选举吗？”
最后还是回到我认识蒋勋的起点——红楼梦。好像回到了高中一个个燥热的难以入眠的夜晚。
“这是贾家富贵百年的秘密， 管理者精明而不刻薄， 真正是一棵大树。 大家看到的是树上面的光鲜亮丽、 枝繁叶茂， 看不见泥土下面深根广远的基础。 贾母正是那棵大树的根本， 她在， 众人便安心， 可以安享荣华。 贾母逝去， 家族繁华便失了依恃， 树倒，当然糊狮都散。”
“一僧一道， 把一块顽石带到人间， “俗缘已毕” ， 这一块顽石也要回到青硬峰下， 嗔爱多事， 天荒地老， 他其实也只是回到原来的自己。”
最接近生活的事物
詹姆斯·伍德的这本书还有另外一本《小说机杼》从标题都能感觉到一种对于文学的着迷，尤其是小说。时至今日我仍然是个狂热的同人小说爱好者，想象中的故事不仅是虚空，更是一种影响行为方式和生活态度的实在。没有文学的世界真是了无趣味。
一开始的章节是从葬礼开始的。对于自己的人生和他人的人生都应当是旁观的态度，是一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态度。
我们的悲伤并不能使我们有足够的权利篡取即临开端和结局的神力。这样的全能全知让我们不自在。对于自己的一生，我们没有这种能力，对于别人的一生，我们通常也不去妄求这种能力。
人生的坍缩，像红巨星。
一个人的人生一旦走完，走到了终点，仿佛压扁在日记本的一页页里，它就开始变小，开始收缩。
小说不仅是角色的故事，也是作者自己的故事。就算存在过度诠释的风险，文学批评仍然在边缘试探。
而小说里的意识流则是，或者说试图成为不出声的独白。不出声的独白似乎迎合了我们自己未完成的想法要求我们一-读者与虚构人物—一道完成和演绎一个崭新的合奏节目。他们泄露了的隐私，变成了我们更为隐秘的隐私。
在宗教的压抑环境里长大，小说的自由奔放更难能可贵。
宗教里的危险之处，恰恰是小说的构造肌理。
小说依然是不完全的游戏。人物不完全地死去，他们会再回来我们第二遍或第三遍再读时，他们又出现在小说里。
故事是富余(surplus)与失望的动态结合物:失望在于它们必须要结束，失望还在于它们无法真正结束
细节永远是某个人的细节。
我的记忆总是不停地发酵，把一分钟的时刻变成长方形面包大小的十分钟的幻想。
我挺喜欢这个比喻的。想起“词藻”这个词：词汇像海藻一样泡发膨胀，在文章的表面蔓延铺展。
作家们在严肃地观察世界的时候，都做些什么呢?也许他们所做的，无非是从对象的死亡那里挽救他们的生命——有两种死亡，一种微小，一种宏大：既从文学形式总是要强加于生命的“死亡”手里，也从真实的死亡那里。后者的意思是说，当细节从我们的脑海里退去时，困扰细节的现实感逐渐消失——细节包括我们童年的记忆，那几乎被忘却的味觉、嗅觉和触觉方面的刺激性：我们以注意力的睡去，呈现给世界的缓慢死亡。由于习惯成自然，或是出于懒惰、缺乏好奇心和紧迫感，我们不再观察事物。
有一种说法是真正的死亡是被人忘记。不如说，真正的死亡是失去一切区分他我的细节，于是同质化，于是弥散在环境里。
我会称这种批评性的重新表述为通写评论(writing through)的一种方式，而不仅仅是写评论(writingabout)。这种通写经常是通过使用文学本身所用的隐喻和明喻的语言来达成的。
我个人其实也更加喜欢和擅长通写的方式。用什么语言说什么话，非要隔开一段距离，作壁上观，好辛苦。
有家，就是变得脆弱，不仅指面对其他人的攻击，对我们自己彻底击败孤离感而言亦是如此:我们发起的一场场离开与归去的运动，都会变成仅仅是为了发泄的冒险
放逐是如此奇特，让人禁不住去思考它，但是体验起来又非常恐怖。它是强行挡在一个人与他的出生地、自我与它真正的家之间不可弥合的裂缝：它本质上的悲哀永远无法被克服虽然在文学和历史中，被放逐者在一生中确实会有一些英雄人物般浪漫光辉甚至是成功的事迹，可这些不过是为了克服疏离感致残的悲伤所做的努力而已。放逐带来的成就，会永远被遗落在身后并丧失的东西遮住光辉
想起认识的一些朋友，很早跟随父母辗转四方，或者小小年纪就留学。而我比较幸运，至少我是有家和根基的，总归是有一个回去的地方。
“而我的心里……什么感觉也没有:有些熟悉，但无法领悟，没有真正的联结，没有过往，即使我在那里住了这么多年，与所有的一切却只有努力维持的距离而已。一阵惊慌忽然涌上我的心头，我纳闷着:我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的?然后，这一刻就这么过去了，日常生活淹没了曾是绝望的匮之的那个瞬间。”
这么做越来越难，因为这些事情的意义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无关个人。
离家不归则是以某种特定的暂时性和某种不会结束的出走与回归的结构为标志的。
在外生活这么多年，这么做的奇特甚至是惨痛之处在于我慢慢认识到，许多年前我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而这个决定在当时并不像是重大的决定：我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才明白这一点，这种回顾时的领悟事实上构成了一个人的人生一一确实是度过人生的种方式。弗洛伊德提出过一个有用的词，叫“事后性”，我要借用它，即便付出的代价是把它从它特有的不同语境中硬生生地抢过来。思考家与离家，思考不回家与不再感觉能够回家，就是浑身被充满一种很显著的“事后性”的感觉：现在要采取措施为时已晚，知道应该采取什么措施也为时已晚。而那都是无关紧要的了。
比起为时已晚，无关紧要更让人觉得悲哀。
小说机杼
How Fiction Works
比起上面那本更生活化的《最接近生活的事物》，《小说机杼》在文学评论的角度更加下功夫，也需要更多的文学祭奠才能理解其中的内容。这本书的内容是：
本书中我试图就小说的艺术提几个最基本的问题。现实主义现实吗?我们该如何定义一个成功的比喻?什么是人物?何时我们会发现小说中出现了绝妙的细节?何谓视角，视角何用?什么是想象的同情?为什么小说能感动我们?
人称
实际上，第一人称叙事基本是可靠多过不可靠，而第三人称“全知”基本是局限多过全知。
第三人称看上去是上帝视角，但是完全暴露所有信息的文学意义不大，也没有必要。
所谓的全知几乎是不可能的。只要一开始讲关于某个角色的故事，叙述就似乎想要把自已围绕那个角色折起来，想要融人那个角色，想要呈现出他或她思考和言谈的方式。一个小说家的全知很快就成了一种秘密的分享，这就叫“自由间接体”，小说家们还给它起了很多浑名，什么“紧密第三人称”，什么“进到角色里面去”。
一方面，作家希望用自己的声音，希望掌控个人的文体，另-方面，叙述屈从于它的人物和人物的言谈习惯。两难处境在第一人称叙事中最麻烦，第一人称叙事基本上就是一个讨巧的骗局:叙事者假装对我们说话，实际上我们是在读作者写的东西，我们兴致勃勃地被骗个团团转。
这和文学本身一样古老:莎士比亚的人物听上去惟妙惟肖各具特色，但也总是很像莎士比亚自己。
文学最终还是反映出作者自己的想法。无论作者本人如何避免融入角色，生动的书总是会有作者的影子。而这种影子，某种程度上也是作者自己的“隐私”。
小说家总是要用至少三种语言写作。作家自己的语言，风格感性认识，等等；角色应该采用的语言，风格，感性认识，等等；还有一种我们不妨称之为世界的语言一一小说先继承了这种语言然后才发挥出风格，日常讲话、报纸、办公室、广告、博客、短信都属于这种语言。在这个意义上，小说家是一个三重作家，而当代小说家尤其感受到这种三位一体的压力，因为三架马车里的第三项，世界的语言，无所不在，侵人了我们的主体性，我们的隐私。
福楼拜
本书作者对福楼拜是持高度肯定态度的。而对巴尔扎克略有微词。
巴尔扎克式现实主义和福楼拜式现实主义的不同分为三个层面:
首先，当然巴尔扎克在小说里也看到大量的事物，但强调的始终是数量庞大而不是精挑细选。
第二，巴尔扎克并不特别在意自由间接体或者作者的不介入，而是很乐意以作者/叙事者的身份打断叙述，插进论文、离题话以及一点社会信息。(这方面他确凿无疑地属于 18 世纪。
第三，在前两点的基础上，巴尔扎克没有一种明确的福楼拜式的兴趣，去模糊到底是谁在看这所有的一切。
由于这些原因，我认为并非巴尔扎克，而是福楼拜真正堪当现代小说叙事的奠基人。福楼拜完善了一个对现实主义叙述至关重要的技巧:将惯常的细节和变化的细节混合起来……福楼拜设法将一切细节都变得重要又无关紧要: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们受到他的注意，被他放在纸上，而无关紧要的原因在于，它们被杂乱地堆砌一处，在眼角之外;它们“像生活一样”扑面而来。
尸体永远是死的，但在他脸上，生命继续：蚂蚁们忙忙碌碌，对人类的死亡无动于衷。
文学不仅仅是持续运转的相机，而是电影，会叙事、专场。
人工雕琢在于对细节的选择。生活中，我们左顾右盼，东张西望，其实却不过是一架徒劳的照相机。我们有广角镜头，必须把扑面而来的一切尽收其中。记忆为我们做出筛选，但却不是文学叙述的那种筛选。我们的记忆缺乏美学天赋。
细节
契诃夫的简洁太迷人了，他深居于人物脑海之中，不说:“他想起了他以前读到过的鹿”或者甚至是“他在心中看见了读到过的鹿”，而仅仅平静地说出鹿“从他身旁跑过”。
文学和生活的不同在于，生活混沌地充满细节而极少引导我们去注意，但文学教会我们如何留心
因为文学的这种字斟句酌方能四两拨千斤。也是因为文学我才开始留意什么事物与语言是有意义的，什么蕴藏了最多的信息。
文学教会我们如何更好地留意生活，我们在生活中付诸实践，这又反过来让我们能更好地去读文学中的细节，反过来又让我们能更好地去读生活。如此往复。你只要教过文学课，就知道大多数年轻的读者都不敏于观察。
文学需要敏锐，甚至是到多愁善感的地步，是一种大胆又危险的处境。
（福楼拜说）“每件东西里都有一部分尚未开发，因为我们的用眼习惯是一边看一边回想先人们就眼前事物得出过何种结论。即使最微小的事物都有未知的一面。”
现代的审美习惯是，偏好那些不声不响却能“告密”的细节
我又想起来朴赞郁的电影《分手的决心》，这样明目张胆但是不彰显的细节，回忆起来最动人。但是也要留心不要陷入细节过多的误区：
19世纪的现实主义，自巴尔扎克以降，制造出极大丰富的细节，对现代读者而言，早应习惯了叙述中必带有一些过量，必有一些内置的冗余，即它裹挟的细节多于必要的数量。换言之，小说给自己造出过量的细节，正如生活中充满过量的细节。
不过我个人觉得也不是没有意义，细节的意义在于反复自我验证。作品B里写她曾经爱戴银色边框眼镜，后来也没见她戴，也没问，或许也只是找不到了罢了。寥寥几笔，勾勒出来太多无言，太多没能问出口的问题，包括但不限于眼镜。
当然许多细节也只是个人趣味。也无关紧要。
换言之，生活中确实存在一些没法解释或者不相干的东西，正如那个毫无用处的晴雨表，确实存在于真实的房子里。逻辑上说犯人确实没道理避开水塘。这纯粹是一个旧习的条件反射。而生活中永远难免有一些过剩，有一些无缘无故，生活给我们的永远比我们所需的更多:更多东西，更多印象，更多记忆，更多习惯，更多言语，更多幸福，更多不幸。
像这样的细节-进入一个人物但不说明那个人物——把我们变成了作家也变成了读者，我们好像成了合著者，共同决定了人物的存在。
人物
寥寥数笔足以让一幅画走起来，就好像它本来就是会动的。其导致的结果是，读者从渺小、朝生暮死甚至相当扁平的人物身上，读出了和宏大、丰满、昂首挺胸的英雄儿女身上一样多的东西。在我心目中，古洛夫，《带小狗的女人》中的通奸者，其生动、丰富、后劲不下于盖茨比、德莱赛的赫斯特伍德，甚至简·爱。
小说始于戏剧，小说的特征始见于独白转入内心。相应地，独白来源于祈祷。
在新来的隐形观众面前，小说变成了分析无意识动机的能手，因为角色已经不必再把动机说出来了:读者变成了阐释家，在字里间寻找真实的动机。在小说中，我们能比任何其他文学形式所允许的更真切地看见自我;但也不妨说自我就是被这等隐形的检查逼疯的。
抠细节——一种必要的过度诠释。
你不能从头到尾按时间顺序讲他的工作生活。你必须先给出他的鲜明印象，然后前前后后开始挖他的过去。
学到了。
基本共识是，对于人物的同情性认同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小说真实的模拟:去真实地观察一个世界以及其中的虚拟人物，或能拓展我们在现实世界中同情的能力。
威廉姆斯认为康德习惯于处理这种义务的冲突，而威廉姆斯更有兴趣的是那种他所谓的“悲剧性两难”，陷于其中的人面对两种相互冲突的道德要求，两面都同样紧迫。阿伽门农要么背叛他的军队，要么牺牲他的女儿，任一选择都会带给他无尽的悔恨和羞耻。
奇怪的是，他好像很少或者根本就没提小说，也许因为在小说中悲剧性的冲突往往不是以如此赤裸裸、如此悲剧性的方式呈现出来，而总是经过了柔化。然而这种较为缓和的冲突并不因其缓和而丧失趣味和深度
比起戏剧的夸张，小说用的手法更能让我觉得揪心。戏剧总让我觉得有距离，但是读小说的时候，我好像就站在旁边屏气看着。
当然，小说不提供哲学解答(如契诃夫所言，小说只需要问对问题)。
我读了几十本书可能都没法解决一本小说给我带来的人生问题。
传统与新意
没有小说家愿意陷入陈词。
传统的问题，并不在于它本身不真实，而是它总是在不断的重复中变得越来越传统。爱情变为日常 (巴特确实真的说过，“我爱你”是最大的陈词滥调)，但这个事实并不能阻止人们相爱。比喻死于滥用，但指责比喻本身没有活力是不合理的。
death metaphors become part of language, part of thinking
艺术和ice pleasure之间的斗争是，反对艺术沦为现实的一部分，或者说是对现实主义的攻击
小说迄今仍然远远不能把握住生活的全部范畴，生活本身永远险些就要变成常规
七月最后一个周日一天读了四本
中国文学中的孤独感
斯波六郎的这本总的来说还是有点没有达到预期。一方面是他选取的人物，大部分其实是老生常谈的了，每个人情况都没有能够挖掘彻底，选取的角度其实也是有点陈词滥调的角度，但凡是读过唐诗鉴赏或者宋词鉴赏的，也大概能够做出相似的解读。《追忆》的主题也是很大的，其中提到的李清照也是“老熟人”了，但是宇文所安能够考究她的经历，并且指出真正令人痛楚的部分。不知道是日语语法的问题还是翻译的问题，许多结论就那么浮于不确定性了。
孤独感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倒不如说对孤独本身的解释和定义都是需要进行重新分析的，到要回到中国文化根源的孔孟或者老庄，回到诗三百还是回到离骚，如果不去寻找这样的一个根基、而只是就事论事的话，就感觉是空中楼阁。所谓孤独感，不被理解的感觉，什么都可以往上贴，然后整本的书的题材就散掉了。
当然，考虑到这本书的出版年限是70多年之前，而且最开始也只是一个五个小时的演讲，那内容有限可以情有可原，但是后面如果再次整理出版的话，还是应该添加更多的内容。
自杀者分为写了遗书的和没写遗书的两种。而且，年轻人几乎都写了遗书，而中年以后的人则不怎么写。这是因为中年以后的自杀者有非常复杂的情况，往往认为他人是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的。换言之，其本质是排斥他人的理解的
人之生也，与忧俱生。”（《庄子·至乐》）
屈原虽然已经意识到了自己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但是还没有意识到可以对这样的自己进行客观化的观察。与之相对，宋玉意识到了自己的孤独，同时和自己拉开了距离，并更进一步地客观化。在这一点上，唯有宋玉才有了明确的意识。自此以后，汉代作者屡屡使用宋玉的这种表现方法。
下面这个“乱泉”的故事挺有意思的。
很久以前，有一个全国只有一口井的国家，那口井被叫作“狂泉”。因为国人全都喝这口井里的水，所以大家都疯了。只有国王是例外，单独挖掘了另一口井，从中汲水，因而得以保持正常。但是因为国人全都疯了，没疯的国王却反而被认为是疯了。国人聚谋的结果是：一起把国王抓住，想要帮他治好可怜的狂疾，火艾针药，竭尽所有的手段。国王因太过痛苦，无法忍受，终于走向狂泉，迫不得已舀了泉水一饮而尽。饮过狂泉之水，国王立刻就发疯了
诚然，这三人都规避名利，但物质生活却大致富裕安宁，也没有什么深刻的精神苦恼。因此他们学习黄老或是老庄思想，大体上不过是将其作为一种与俗世隔绝的生活形式来利用，至于说这对他们精神生活起到了什么深化提升的作用，则值得怀疑。
芭蕉写给曲水的信中，在“曰归曰归，不遑启居。宿处其寒，我心伤悲”（いねいねと人に言はれても猶喰あらす旅のやとりとこやら寒き居心を侘て）
月亮到了十八夜就已经不能再说圆了。玩赏十七夜之月，包含着为它仍圆而喜，为它将残而惜的心情
痛切地感受到自己终究还是要孤零零地与这个世界诀别之时，人类采取的生活态度大体分为两类。其一是正因为人生无常，所以想要尽可能地每时每刻都过得有意义；其二是因为人生无常，所以尽可能地每时每刻都满足本能的欢愉
全文中多次提到“时”的观念，许多诗人感到孤独是因为时运不济。这里的“时”不仅仅是时间，更是命运，时间和命运是绑定的，或者说时间是命运齿轮转动呈现的方法。在这一点上，和“数”“命数”有相似之处。
房间里的大象
房间里的大象，心照不宣的比喻，沉默的背后，其实是一个语言上非常重要的话题。延伸出来的有沉默的意义（卡森写过如何翻译沉默）、性同意、权力等等等。
我想到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作品B——后期反复提到房间里的大象，无数次提到有“许多问题没有说出口”。但是问题是并不是没有说过，第二章几乎都在吵这个问题，其实都知道什么才是更好的结果。虽然在第四章J还在挣扎说“是因为你没有给我证明的机会”，但是在后来她也说“我从一开始就和你一样知道这会是怎样的结局”。说出来是伤痛，不说出来是伤害，M宁可是后者。现在只能看后续章节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了。
希伯来文中，沉默和“无法动弹”——即瘫痪的词根是同一个
创痛仅仅是制造沉默的诸多因素之一。事实上，大多数我们会用遁词形容的合谋式沉默，主要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它们是恐惧和尴尬。
当面对一个可怖的情形时，我们通常会求助于否认
遁词也就是一些委婉的词汇
语言学家和其他研究人类交流体系的学者多次指出，沉默，实际上和讲话类似，“是我们交流体系的一部分。”这是一种明确积极的表现。它包含的“既不是无言，也不仅仅是无声”，它填满了“我们讲话过程中所有的停顿和语言的空隙”。
此时无声胜有声
对于判定何为“无关紧要”的事物，人们有一套默认的社会准则，从该准则中，我们能够非常清晰地看到“关注”和“忽视”的心理活动所依据的规范是什么。毕竟划定“相关”与“无关”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由具体社会成员所进行的一种社会心理活动（sociomental act）。在社会化的过程中，这些成员把注意力投注在社会情境中的某些特定方面，同时会成体系、有步骤地忽视另外一些方面。
某事是否值得关注需依据“无关紧要”法则。为了更好地理解后者对前者的影响程度，我们可以观察在大多数社会情境中，事实上总有一个符合社会期待的，为我们界定哪些应予以关注，哪些应予忽视的心理框架存在（心理治疗和第一次约会除外——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中，你会觉得巨细靡遗，没有什么不值得关注）。
比如说我自己独自出行的时候，对于一切事物都会关心，担心自己有没有KY；但是和朋友一起出行的时候，我会优先考虑朋友的感受，而不在意会不会在背景里KY。
禁忌这种由于恐惧而产生的合谋性沉默相比，世故，作为一种由于尴尬而导致的合谋性沉默，会让我们更容易理解其社会动力构成。
本质为回避性质的这种“消极礼貌”（negative politeness）
再想想由医生和临终病人之间，他们关于病人垂死的消息所共同建造的沉默双壁，“医生和病人都知道疾病终将不治，他们也都知道对方清楚这一点，但是他们谁也不会挑明”，因为“医生不喜欢讨论这件事，病人也不想提
深谙日本文化的不能再懂了。大变申。
尽管沉默可能随着时间的延长而被干扰，但它还是趋向于变得更加讳莫如深。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沉默固有本质的累加结果。如同其他任何否认形式（接受过心理治疗的人们都能了解）一样，沉默可以自我强化。保持沉默的时间越长，越难以避免地演变成为“用更多的沉默来掩盖我们的沉默”。
今天的沉默将使明天的沉默更难打破。
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曾经说过：“沉默会自我繁衍。越长时间不说话，就越难找到可说的话题。”同理，“事情搁置的时间越长，就越难讨论。
世间许多的不幸……都是由避而不谈造成的。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确是这样，许多当下看似有益于我们的事物，却成了日后我们挥之不去的烦扰。
拒绝面对事实的本质就是欺骗，它扭曲人们对现实的感受。而当他人也加入到沉默中来，问题就更严重了。当所有人都拒绝承认“大象”的存在时，想要确信这只“大象”是自己亲眼所见，而不是想象出来的毕竟不是件容易事
逃避可耻但是有用？如果长期角度的话，这可不一定。
此外，沉默合谋还可能引发孤独感。个人实际觉察到的和周围的人声称觉察到的，这两者之间的差异会销蚀人们对社会性的核心——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
现象学里也有提到主体间性，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同。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我们为否认大象如影随形的存在所做出的共同努力，才使得这些大象成为庞然大物。一旦我们开始承认大象的存在，它们便神奇般地缩小。只有当我们不再商量好了去忽略这头所谓的大象，才能最终把它赶出房间。
蒙马特遗书
一开始的部分因为种种原因读不进去，终究是对其中的伤痛缺乏感同身受。极致浪漫主义是不现实的，是自我摧毁的，也是我并不想走上的道路。作为私人信件，蒙马特遗书体现出来的情绪是更加私人化的，是袒露而不加掩饰的，说白了是更“发疯”的，现在网络上每一段女同发疯文学都有蒙马特遗书的影子。情绪盛满溢出接不住，文字呈现的情绪让人动容，或许就是流行语里的“精神失常的美”。
知道自我摧毁的结局，却还期许中间有转机，慢慢豁然开朗，但是知道结局是无法改变，所以更加难过了。
欲望和爱欲被打开，在九十年代的华文语境下是开创性的，是前无古人的。如果说男同的肉欲彰显，女同的爱欲对身心的要求到了极致。是沉重的，非常沉重的。之前读时间战争的时候我就写过Sapphic和Lesbian在语意内涵的区别，前者是充斥着爱欲（Eros）的，后者则这是客观的女性同性配对。
读完之后回头再读卡森的书。
或许我是因“不被满足”而经常地受挫、受苦，甚至短暂地怨怪着絮，但她从没真正相信过，她所给我的另一种东西是远远地补盖过我这个“不被满足”，对我而言更重要……或许我对她发出的声音太杂乱，以至于我并不曾真正地使她明白，我最要的是她的“永在性”，且正是她，而不是其他任何一个人。虽然“满足”他人或“被他人满足”是重要的，但如今即使出现一个全新的人完全能满足我且被我满足，她也不会是我最要的那个“永在性”的人。我对我生命“爱欲”的要求远远超乎“满足”与“被满足”之上，我要的是生命中能有最终最深的爱欲——是“永恒”
无论如何，过去你那份爱的深厚性，之于我，它唤起了一份更深的深厚性，深到我既不可能、也不愿意取消你之于我的“永在性”。因你的具体出现，使我生命被发展得如此深，深到我与你那个爱的结合体孕育出一个“永在性”的花苞在我身心里，这是生命赐给我最珍贵的财产、最美丽的幸福。我要终生养着我心里的这朵花苞，虽然我无法要求你身心里也跟我长着一样的花苞，但这花苞却是我能向我自己生命祈求到最美、最令我渴望的一件礼物，而这个礼物是你所给我的，正因你的爱，我自己的生命才长成这朵花苞，我谢谢你！
你不知我是以这种方式在底层爱着你，因为如今你在现实中的行为引起我太多一时消化不完的伤害与痛苦，所以你在现实中接触到的我都是狂怒与巨恨的火焰，然而，我实在是如此珍养着你给我的花苞，如我珍爱兔兔及其他你所给我的一草一木、一针一线或只字片语，我要天天为这花苞浇水、施肥，让它可以一直随四季自然花开花谢再花开，让你在我爱欲的核心一直是活生生、会呼吸、会微笑、会蹦蹦跳跳的……我明白我的生命必然可以做到如此（只要我先克服我的恨），我好幸福！一路下着细细的毛雨，冬末春初交接之际，不冷微凉，充满学生及人文气息的拉丁区之黄昏像童话，像情诗，像Klimt的点描装饰画，像通往天堂的红霞……一片覆着蓝晕的金黄，这就是我最迷恋巴黎的所在。四个人都没带伞，眼见三个女人在前面疾行，我忍不住在雨中大笑，一首又一首地振喉唱起她们听不懂的中文歌，她们也频频回头对我扮鬼脸、瞪眼、嚷骂、咕哝、傻笑……三人被雨淋湿的金发、棕发、褐发闪着夕阳的光点……觉得她们好美，巴黎好美，生命好美，而我与她们、与巴黎、与生命好亲近……我们是四个失去国籍、失去学籍、远离家乡、被恋人抛弃的“天堂的小孩”……
你之于我的eros（爱欲）在此开始分裂冲突得厉害了，有关爱的部分是继续在生活里给予我、照料我，但恨的部分表现为漠然、封闭与拒绝
唯有我的生命不再需要絮，不再能够从她那里得到任何东西，不再对她有任何愿望，不再对她有一丝“占有性”，我才能如我所要的那样爱她，尊重她的生命，平等，民主
我是不是想得太多了？其实我只是想和你一起搭飞机。
你可以死亡，却永远不要衰老。
一本始终在“遗书/小说”之暧昧边界被阅读，然其实其想象、描绘这个带给“我”至福、玷辱、美感、憧憬或暴力的世界缩图或常借喻小说：尽可能的西方二十世纪现代主义小说经典或日本战后小说；存在主义；两次欧战造成的文明崩坏、恐怖地狱场景；一种时间的压缩、爆炸；乃至文体的高蹈、激烈扭曲、追求极限光焰
同志版的《少年维特的烦恼》，但我们这样比拟之时，其实是目睹一“将现代性精神之景致嵌进车子里”（纳博可夫语）的现代跑车——仪表板刻度和车顶钣金倒映着二十世纪人类文明已将人类自己惊吓战栗的集中营、大屠杀、荒原、废墟、自我怪物化、荒谬、梦的解析甚至媚俗——那样在我们眼前撞进一“黄金誓盟”“爱的高贵与纯粹”“一个美好的成人生活”，剧烈爆炸，车毁人亡。
人们崇拜一个死者，并由此得到生的力量，无论对于作者或读者而言，这是意义非凡的作品，“有如此的灵魂存在，世界真美，我更舍不得死了。”但愿这会是大家读完《蒙马特遗书》的赞叹。
鳄鱼手记
提到鳄鱼，第一反应应该是“鳄鱼的眼泪”这个谚语，但是这里的鳄鱼却又更加复杂细腻的内心。如果说《蒙马特情书》更具有摧毁性，是完全的爆发，那么鳄鱼手记这本更有《人间失格》的味道，透过大学生活的窗户看焚烧炉里的烈焰。水伶，梦生，小凡，吞吞。
舆论上拉拉对于双几乎是是摒弃的态度了。因为拉拉是要对抗世俗，而双几乎不仅是对感情的背叛，更是对同仇敌忾统一战线的背弃。
每个人在一段人际关系中寻求的东西都不一样。有人是无聊找个搭话的，有人想要陪伴，有人想要浪漫惊喜，有人想要一种升华的自我实现。女同抱有一种非常厚重的情感，几乎是把人生押在上面的程度，极致的身心合一。女性向的作品里，对于感情纯洁性的要求极高，占有欲极强。然后呢，人性的多变莫测，轻轻一碰就瓦解了。只能把碎片封装在回忆中。
”这么样奇怪知觉的我，要在别人所谓的世界面前做淋漓尽致的演出。
因为时间在，要用无聊跑过去。英文说run through，更贴切。原本今天想要告诉你不要不相见。找不到你也好，还是不再相见。还带给你要的书来借给你的。
发梢滴着雨，眼睛浸痛之中，写完纸条，塞在她脚踏车后座，停在系馆对面的。也好，真的。自动脱落，省力许多。就只绳索松开后，跌坐在地，尴尬难独对。我想念她。罪有应得。
拉子。我喜欢这个新名字，就像喜欢这对“双冬姊妹花”一样。之于她们（单位量词是“一对”），只有一句话可以形容——啼笑皆非。
大学里，大概除了建立起密切联系如弹簧键般的关系外，认识的任何人，都是以瞬乎出现瞬乎消失的方式存在的，什么人都不会固定在什么地方出现。人与人的关系像星云与星云。
如果有所谓关于人种的百科全书，鳄鱼的学名可能是“善于暗恋他人的呼啦圈（或防盗铃之类）”，
鳄鱼先生：收到你称呼我为安部公房1号的暗恋录音带，感谢得阴毛都要掉光。本人非常害怕加入你那黑箱子合唱团，被暗恋原本是幸福的，但难道你没有自知之明，只要是由你拿起指挥棒，我们这些安部公房的和声，悲伤都真雄壮。特借报纸一角与你划清界线。
在你打开这封信的同时，想必在心里责怪我为什么在经过这么久后，还要写这封信打扰你平静的生活，或者厌烦我是不是还在那儿想不清什么地来纠缠你，孩子气总长不大。都不是的，请听我说，我是来告解的，因为现在的你既已跟我要说的这些，无关到可以轻松地听完而不受任何影响，过去的你又是唯一相关，我可以尽情对她诉说的人。所以你只要打开，把这封信读完，然后在你探监时，对那个被你监禁起来的人顺便提起就可以了。
你走后，泄了一地的爱没人要，把我独留在风雨中，怀着满满为你而生的爱，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也不是没想过随便跟哪一个现在出现的人走，让他带我逃开这里远远的。但总在还没真正尝试过，就嫌恶起别人较诸你灵魂的粗糙鄙俗，仿佛让别人沾染一点我的心，就会弄脏我们的爱，光想到就委屈得好难受
我对世界的知觉（在观测我的整体结构上，这是个重要的深水镜），使我选择与这个女人分离，将她杀死装在水晶棺材里，永远保存或占有她，而逃避掉现实关系的种种威胁，以及实体的她在时间里的变化，相对于我的知觉，这两者可能才会造成我所深深恐惧的真分离。用加速分离在逃避分离也是这样的意思
我内心满疼痛，罪疚她因我非理性的断然离去所受的疯狂折磨，怜惜她背逃我的行动底下所隐藏的自虐意涵，且她固着因而病态的爱使我痛进骨髓，更由于恐惧再失去她所珍藏过去我的意义，她对现在的我转化成强烈的敌意。天啊！捶胸顿足。她不是将坠入永劫的轮回吗？
健康的人才有资格谈恋爱，把爱情拿来治病只会病得更严重
有时，有些悲哀与痛苦的深度是说不出的，有些爱的深度是再爱不到的，它在身体内发生后，那个地方就空掉了。回头看，所有的皆成化石，头脑给它定深度，设法保存，脑里嗡鸣一段时间后，连化石谷的风景画也空成一片。
“人最大的悲哀是失去曾经有过最大渴望的欲望。”我生命里有许多重要的意象，它们都以我不曾料想过的重量凝结在那里，在我生命回廊中的某个特殊转角。但是我从没跟这些意象里的重要人们告别或道谢过，我就是憋紧嘴赌气地任他们滑出我的回廊。
做一阵子生意也好，做太久会变成大便和垃圾
家’变成只是有一对唠叨的老太婆老太爷住在里面，而你有义务要每隔一段时间回去陪他们看电视，就是这样而已
活在世间对待爱情的态度，与其说是圆成一个理想永恒的爱情想象，毋宁说是去面对一个又一个荒诞残缺爱情意义的责任。
马塞尔说：“瞬间的默观可以写成一本书”
“我知道了。”她只说了这么一句话。整个身体背过去。就永远背过去了。
文学之用
芮塔·菲尔斯基的这本书对文学对人的影响（或者说是相互作用）进行了独到的剖析。
导言
读书的不仅有专家学者革命家，也有许许多多像你像我一样的平凡人，带着“普通”的动机读书
我们需要严肃对待阅读的普通动机——对知识的渴求或对逃避的向往——此类动机在文学学术界常常被忽略
本书四个章节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如下四句话：
阅读活动包含着一种认识逻辑；审美活动在祛魅的时代与着魔有相似之处；文学创造了独特的社会知识的结构；我们应该珍视被所读之物震惊的体验。
这四个类目是我所说的接触文本的几个模式：它们既不是文学的固有属性，也不是独立的心理状态，而是对读者和文本而言都不可简化的两者之间的多层次互动。这些模式与自我塑造、自我变革的现代历史交织在一起，而其用途的多样性也确保了它们不会被削减为单一的政治目的。
最后对于“文科无用论”的盛行，我引用作者的一句话：
对审美反应的认知和情感层面同等重视。任何名副其实的理论都必须思考文学如何改变了我们认识自己与世界的方式，以及文学对我们的精神世界的内在影响。
认识
无论是虚构还是非虚构，开卷有益的原因是：
在一本书中认识自己……我都感觉到自己被召唤、被呼唤着去做出解释：我不能自制地在我所读之书中发现自己的痕迹。无可争辩，有什么东西已起了变化；我看待事物的视角变了；我现在可以看到之前看不到的东西
小说通过描绘处在自我反省中的人物，鼓励读者进行类似的自我省察活动
比起静态的绘画、动态的影像，一行一行的文字更能让我有代入感。
普鲁斯特有过一段论述：
每位读者读书时，都是在读自我。作者的作品只不过是一件光学工具，目的是让读者看清某些东西，如果没有这本书，有些东西他自己可能根本领会不了。读者在书中得到的对自我的认识即是这个论断的证据
但是自我认识不等于自由，反而因为认识形成一道枷锁。
认识到自己是一个主体意味着认可自己的服从；自我认为自己是自由的，但同时又戴着甩不掉的枷锁
要注意的是这里的认知的概念和政治里的认可的差异，两者在英语形态相近
政治理论家谈论认识时，他们指的是另一个东西：不是认知（knowledge），而是认可（acknowledgement）。在这里，关于认识的论述其实说的是公共生活中的接受、尊重和包容。它的意义是伦理的，而非认识的；它是对公平的呼唤，而非对真理的论断
回到主体，认知的必要条件是差异：
认识的前提就是差异性
对于文学来说，有且仅有语言这一唯一中介，然而语言本身有不可避免的折损风险，也证实了后文所说的“不存在原本”。我同期在读的平克的 Words and Rules里也说了，语言并不只是为了沟通而存在的，如果那样的话，只需要像数学一样的条框公式，所有变形也遵循规矩没有例外，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在那些不规律的“混乱”里藏有时间、民族和历史，语言本身带有太丰富的文化内涵了。虽然乔姆斯基生成语法认为语言是一种人类的本能，但是到具体的措辞来说，我们活在语言里，我们为语言所用。
我与你永远不是赤裸相见的。当我们向彼此讲话时，我们所用的语言是自古流传下来的，是无数他人已经用过了的符号，是无数的神话与电影、诗歌与政治讲演中用过留下的残渣。我们的语言充满了修辞，外表涂满了比喻，且被我们无法逃避的层层含义覆盖。尽管自我。是对话性的，但这种对话不应该被错认为是和谐、平衡，或以相互理解为基础的
来自过去的词句在我们的交互中被打磨和整修，又焕发出新的光泽。语言不总是也不只是异化和分歧的符号，但也是“只有通过语言的塑造才会出现的对意义的共同体验”的来源。尽管语言从来不归我们所有，但我们可以借用它，按自己的意思改变它，就像我们所说的话的某些层面的意义永远不会为我们所理解。我们是具体的、植根于世界之中的存在，我们使用词语，也被词语使用。尽管知道我们自己是由语言塑造的，我们还是可以对这种塑造进行反思，改变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与活动的方式。语言不会阻碍自我认知，相反，它是我们达到自我认知的主要手段，尽管我们理解自我和他者的努力可能不完善、有瑕疵。我们生活在查尔斯·泰勒所说的对话（interlocution）之网中；我们挣扎着想借用并对照他人来定义自己，并进而获得鉴照他人与反省自我的能力。
逃离
我是在去看演唱会的火车上看的这本书。其实追偶像也好，看书也好，本质上都是对日复一日的异化生活的逃离。我喜欢的那个皮套人，有许多美丽又不切实际的幻想，所以要保持距离，不能太仔细看。爱是活在想象力里的。
一种可能情境是——我们可以称之为包法利夫人综合征——读者的自我知觉被她对虚构人物的归属感吞没，这种归属感包含了暂时性地放弃有意识的反思和分析。读者的依附感的表现形式是对理想型人物投入全部精力，这类人物常常因为距离感而被珍视，并且给读者带来从日常生存中的逃离感
《安提戈涅》（Antigone）)吸引了男异性恋者，也吸引了女同性恋者，
我们不可能不经中介接触到自我。我们都是被要求着通过能接触到的文化资源来阐释自我。拉达克里希南（R．Radhakrishnan）曾正确地认识到，因为认识与语言以及文化表征的结构纠缠在一起，所以真正、原始的存在是不可能实现的
着魔
感觉说到着魔我本人一个常年抚慰特别有感触。在阅读同人作品或者吃糖的时候，会有这样的双重体验：在这个世界里只是朋友甚至只是同事，在平行宇宙里爱恨情仇三生三世。
被小说或电影包裹的体验——无论这小说或电影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彻底打乱了我们曾经坚信的人的理性与自主性。
读的时候完全不会代入自己，只会在距离这两个人最近的地方仔细打量，来回踱步，兴奋不已。
着魔的特质是一种强烈的参与感，是一种完全陷入审美客体、对其他任何事漠不关心的状态
不过说一点特别的，我读中文和英文的同人作品多，但是我喜欢的大部分是日韩，所以语言上多多少少有些不接地气的地方，但是这种奇特的跨语言的体验也仿佛让我打开了新的大门。
读者可能会对词语的声音和外表投入情感，甚至产生情欲。语言不是一道跨栏，必须在追逐愉悦感的过程中跨过去；相反，它正是追逐愉悦感的必经之路。我们可以想想看，当一个读者打开一本书，他会被语调的抑扬顿挫、被某种音调变化或词语格律、被用词或用句的组合所吸引
我自己也偶尔会写一些东西，也知道图腾的重要性。有时候图腾可能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或者一个比喻，甚至只是一刹那的回忆。
小说也赋予它描述的事物丰富的意义，使它们成为预兆性的事件或图腾性的事物，从而使这些事物突显出来
尤其对于作品B来说，我在宇宙中心漫步的时候思考过作者很多创作动机和选址原因，但是我也很确切地知道故事是虚构的，但是着魔的我仍然对那个作者笔下的纽约充满好奇。《盗墓笔记》完结周年之后粉丝齐聚长白山打开，无邪闷油瓶本不存在，“着魔”的人们的信念造就了比我们所认知的自然存在更大的世界。
我们对艺术的体验是一种双重认知状态。这不是否认想象性的虚构作品可以渗入并影响我们的生活，而是指出这种交汇很少是以混淆真实与想象世界的方式发生的。无论是对“高雅”艺术，还是对“低俗”艺术而言，一种独特的双重认知是当代审美体验的基础；尽管我们着魔了，但我们对自己着魔的状况很清楚，并且这不会削弱或稀释我们强烈的参与感。
知识
文学中的隐喻是一种重要的知识。这里作者认为这些这是和认知是密切关联的。
摹仿与隐喻的认知功能类似；它们都是主动揭发的模式、发现程式的模式，以及对世界进行动态再描写的模式
认知与隐喻是紧密相连的，我们要想理解世界，就不得不求诸模型和诗性的类比。文学的摹仿是一种创造模式的强化，这种创造模式早已存在于语言之中；文学的摹仿并不是执迷不悟地进行不偏不倚的复制。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但是作为小说的作者和读者，我们在人物的之间来回穿梭，这是任何别的实践都做不到的，这是文学的魅力所在。
虚构是唯一能无差别地探索人的内心世界的媒介，叙事者总能了解其他人物的思想，比了解自己的还清楚。受证据的制约，历史学家只有在被书信、日记和回忆录证实的情况下才能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历史研究的规则要求其他进入内心世界的行为需要被明确标明为猜测性的
主体间性的解释可以看之前的现象学读书笔记。
正是由于小说在认知上的不可靠性，以及它忽略实证标准与证据限制的自由度，它才能对主体间性的历史层面进行探索，而这一点用其他方式是行不通的。
文本的虚构和审美维度并不能证明其在认知上是失败的，而应该被理解为其认知力量的源泉。
震惊
震惊描述的并不是一种具体的情感状态，更多的是一个文本或物体对人的心理造成的质的影响。它指的是一种突然的冲撞，一次意外，甚至暴力的相遇；震惊的本质是给人以刺激。与同情和恐惧不同，推动它的必备元素是出其不意的惊；我们有可能对我们已知之事感到恐惧，但震惊意味着与意料之外之事相遇，意味着在一种发生了变异的心境中被扭曲
震惊并不是简单的惊讶的情绪，而是彻底把人推出原有的生活轨道。
震惊是与着魔相关联的欣喜的包裹感和沉溺的愉悦感的对立面。我们不再会感到自己被放入了摇篮轻轻摇晃，相反，我们感觉自己被埋伏、被袭击了；震惊入侵了意识，在读者或观众的防御系统中打开了一个口子。它像一个钝器一样对心灵狠狠一击，破坏了我们组织和理解世界的常规方式
震惊不等于新鲜。关于novelty的解释，在欲望方向性和ice pleasure的阐释更好。震惊则描述的是一种别的东西。
文学作品的意义不会在瞬间展现出来，文本也不会在其刚刚问世之时就完全展现出全部的自我。它们跨越时间产生共鸣的潜力，以及过去的艺术作品使人迷惑、扰乱人心的能力又该怎样解释呢？我们可以把此类文本看作时间旅行者，甚至是定时炸弹，即一种具有爆炸力量的装置，在其生产出来很长时间之后才能启动。我们对震惊的美学认识受制于我们对历史的连续性和进步性的理解。我们认为震惊与新鲜是同义词，因此思路大受局限。
为什么——社会生活中的理由
翻译算是平平吧，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
以理由为中心进行讨论，可能感觉是我最近读人文多社科少，广泛的案例扑面而来，让我感觉松散，还好本书的重点还是很好找的
序
回归分析和人口统计大本营的北卡
笑，的确了。
蒂利求学的十年正是以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功能论如日中天的时候
这本书是一项关于理由（解释、借口、辩护、表述）的社会学研究。蒂利以一个2×2联立表区分出四种理由：惯例、故事、准则和技术性说明
理解理由的关键在于社会关系
在美国，如果听到恋爱中的一方（尤其是男方）对另一方说：“问题不在于你，在于我。”（It’s not you—it’s me.）我们基本可以确认，对于说话的一方，爱情已不复存在。在中国，对应的理由可能是：“我们不合适。”对于恋人来说，有了这一句惯例，千言万语都已不再重要。在说这一句话时，理由的给定者往往并不真的打算详细解释为什么双方不合适，哪里不合适，或他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从理由中，我们不难探知双方的关系
在对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访谈中，我发现，受访者普遍喜欢强调自己在关键时刻的决断力，却很少谈及他们所处的知识场域（例如知识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激烈辩论）对其思想的塑造作用。受访者喜欢讲故事，尤其是他们持之以恒、毫不动摇地坚守自己立场的故事
为什么给理由
本书侧重于理由给定的社会层面：人们如何共享、交流、争辩和共同修正既有的理由，而不考虑个人神经系统如何处理新接收的信息。我并不关注人们给出的理由是对是错，是好是坏，合理与否。我感兴趣的是人们给出理由的社会过程
人们给定的理由通常分为四个互有重叠的类别。
惯例，即人们对渎职、差错、荣誉或好运所给出的惯常理由：火车晚点了，终于轮到你了，她有家学渊源，他一向走运，诸如此类。
故事，即结合了原因—结果说明的解释性叙事，既可以是 “9·11”大劫难这种稀有现象或特殊事件，也可能是诸如朋友的背叛、获得大奖，或毕业二十年后在埃及金字塔偶遇高中同学这样的事情。
支配司法判决、宗教忏悔或颁发奖章这类行动的准则。
对以上三者后果的技术性说明：对于世贸中心八十八层的伊莱恩·杜奇在9月11日一架被劫飞机撞上大楼后的遭遇，结构工程师、皮肤科医生或矫形外科医生可能给出的解释。理由的社会给定是否存在通俗与专门、程式与原因—结果说明之间的系统差异（就如我已声言的那样）？如若果真如此，那么譬如说，我们应该就会发现，尽管在文化意涵上千差万别，惯例之间具有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s），并与技术性说明截然不同。
怎么这里也在家族相似，真是拿来主义了。
给出者和接收者之间的社会关系是否（再如我已声言的那样）强烈地影响到他们提出、接受或抗拒的理由？如若果真如此，那么譬如说，我们应该就会发现，专业人士和客户之间的理由给定与夫妻之间的理由给定大相径庭，因此，为自己的配偶提供技术性服务的专业人士将难以找到适当的沟通模式。
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对可接受与不可接受的理由的协商会有显著差异吗，就如我的论证所表明的那样？若果真如此，那么譬如说，我们应该就会注意到，当人们就其关系的本质有分歧，当这种关系较为紧张，或当至少其中一方会因对这种关系特质的承认而有所损失时，他们一般会就理由争论得更加激烈。在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之间，美国的医生们失去了一项来之不易的能力：不受挑战地说出患者的病因和疗法。他们很难再怀着接收者照单全收的期待给出惯例或准则
医疗领域patient’s compliance 同样重要
惯例
你永远没有义务接受任何邀请，除非你自己良心不安。但一旦接受了邀请，就必须去。除非身患疾病、家人死亡或计划之外、无法推托的差旅，没有什么能将应邀变为反悔。
惯例在两个方面有别于其他理由：对它们的接受很少或根本不需要专业知识；它们遵循适当性规则，而非因果充分性
故事
故事为令人困惑、出人意料、富有戏剧性、成问题或具有典范意义的事件提供了简化版的原因—结果说明。借助于普遍易得的知识，而非专业技能，故事让这个世界易于理解
当你处在故事之中时，故事就根本不是故事，而只是一团乱麻；一声阴沉的咆哮，一场雾里看花，一堆玻璃碴和碎木屑的残骸；就像一座旋风中的房子，抑或一只被冰山撞毁或卷入激流的小船，所有船上的人都无力阻止。只有在事后，当你说给自己或是别人听时，它才变得像一个故事。（Atwood 1997: 298）
我对这个解读角度深有同感，大概也是因为19年的一系列事件让我重新审视新闻报道和真实之间的距离，并且发现后者并不重要，因为都在讲故事，故事是煽动性的，并不是充分或者必要的，是简略的。这种表达方式是出于一定社会需要的。
即使在讲述真相时，故事仍然极大地简化了相关过程。为了便于理解，它们分离出少数行动者、行动、原因与后果，而且对责任认定的阐述远远好于一般的科学解释
惯例在确认和修复社会关系以及为行为提供合理性方面贡献卓著。但故事承担了其独有的作用：将令人困惑、出人意料、富有戏剧性、成问题或具有典范意义的事件融入日常生活。小说和戏剧以故事为主，但传记、自传、新闻报道、布道、演讲以及许多类型的对话亦复如是。正如见经识经的人擅长给出符合社会场合的惯例，并挑战有悖惯例的理由，处于成长阶段的人也要学习在不同场合讲不同故事。
人们通常会以故事来解释所发生之事；他们不会满足于普遍原理（“骄兵必败”）或惯例（“她点儿背”），即便他们的故事以普遍原理或惯例结尾。
故事只有少数角色，只包括这些角色为数不多的行动，将发生之事视为这些行动的后果，且发生在单一的时间和地点。
行动者的秉性（而非纯粹的偶然或命运等）会导致他们的大多数或全部的行动。
当叙事者同时也是核心的行动者时，秉性在其中将更为突出。
故事忽略了大量的可能原因和必要条件，尤其是对任意已发生之事的互相竞争的解释。
少数主干故事（master stories）——A辜负了B，B备受打击；C和D僵持不下；等等——反复重现，从而听者经常猜测下一步会发生什么。
故事通常具有某种寓意，至少对一个或更多的角色评功论过
亚里士多德式的修辞有三种类型：
政治修辞：对某个行动提议表示倡导或反对
法庭修辞：对某个人做出指控或辩护
典礼修辞：对某个人提出赞扬或谴责
“英国人”（British）现在是一种较为时髦的说法（可能对某些人来说），因为它不像“英格兰人”（English）那样有沉重的文化包袱，所以受批判传统者（heritage–baiters）攻击的可能较低；但还有一个原因，在如今后殖民时代和旧时帝国主义时代的用法中，它具有多民族的含义，因此更能表现出一个多元信仰、多元文化社会的出现
从本质上看，故事无法让纯粹主义者（purists）满意：它们用极度简化的原因和结果将复杂的生活浓缩成简单的情节。它们强调普通生活的戏剧性、悲剧性、道德性、不道德性、胜利与挫折。尽管比惯例含有更多的实质性内容，故事对准则和技术性说明嗤之以鼻，以至于准则和技术性说明的职业给定者经常要把信息转换为故事。当大多数人认真看待理由时，这些理由是以故事的形式讲述的
准则
基于惯例的理由以广泛可用的程式来解释或辩护行动，但很少或不包括原因—结果论证。相反，基于故事的理由借助拥有相同文化背景的许多人都能把握的用语，构建了简化的原因—结果说明。基于技术性说明的理由同样援引原因和结果，但依附于专业学科，并自称做出了全面的解释。为行动给出的准则式理由遵循专门的范畴、证据处理程序和解读规则。范畴、程序和规则共同构成了准则。
除了为理由提供正当性，准则还可用于诸多其他目的。语言学家将准则简化并标准化为文法，使得使用同一种语言的说话者、作者和读者的沟通得以可能。在任何历史时刻，绘画、音乐、诗歌以及其他公共艺术都要遵从相关准则，这不仅使艺术家的作品可被理解，而且让观众欣赏到其创造性的新意之所在。庄严的仪式，无论是市政仪式还是宗教仪式，都提供了确认共有信守（shared commitments）的场合。准则的这些用途未必涉及理由的给出。
准则自有其变。范畴会发生变动，证据处理程序会有所改变，解读规则也不会一成不变，而且这三者之间也互有影响。最明显不过的是，当事人会改变规则
惯例无须依赖专业知识就可缓和人际关系。围绕惯例的争论通常集中在惯例对于理由给出者和接收者关系的含义上，而与它们和既有协定的契合程度无关。故事给不同的解释提供了空间，但使用大多数人能够理解的语言。技术性说明之间的分歧在对专业技能的要求上与准则相似，但相比于逻辑的适当性，它更依赖于什么导致了什么的不同说法。（但下一章要指出，专业分歧有时源于对衡量方法和手段的不同意见；这种分歧将问题导向准则。）准则在医疗中的广泛使用将澄清这些差异
循证医学并不必然治愈疾病或挽救生命（Berwick 2003）。但和早期医学培训相比，它更加凸显了公众对已确立准则的服从在当代医疗中的地位。
似乎总是忽略了一点：公众对法律有一些固有的期待，而这些期待与法律本身的条条框框存在冲突。真相（truth）体现了这种被辜负的信任。尽管大多数案件最终并未揭示任何真相，司法体系仍正常运转。事实上，诉讼、司法调解和辩诉交易的后果通常是回避或破坏真相。就司法体系来说，它满足于获悉事实（facts）。如果违法事实是真的，那是法律制度妙手偶得，而非其志趣所在。但事实和真相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事实并不必然是真的。它们只需要被发现，并用于法律。违法事实是司法体系的人工产物，真相则是道德世界的标志。事实是一个法律体系；真相则是一个道德体系。司法体系对正义的理解仅仅是找到法律事实，情感和事实真相的道德维度被置于一旁。
准则所遵循的适当性逻辑与故事所遵循的原因—结果道德逻辑相抵触（Noonan 2002）。本章所讨论的遗产继承、组织行为、医学分析、临床医疗事故和犯罪准则都生动地体现了这种反差。在道德伦理、教牧神学（pastoral theology）、建筑标准和立法程序中，在几乎所有行业规范中，我们都不难看到故事和准则之间的差异。在社会生活中，准则的功用和故事大有不同。
准则源于组织对其控制之下的思想、资源、活动和个人的逐渐强化的管理（Scott 1998）。一旦付诸实施，它们将深刻影响为组织效力或不得不受其管辖的人的生活。在这些领域中，它们塑造了人们为自己的行动，以及未能做出的行动所给出的理由。甚至在我们回避或推翻它们的时候，准则仍至关重要
技术性说明
技术性说明的作用是划清界限
技术性说明标志了与鸿儒硕学之间的关系：和观点相近的专业人士拉近关系，和观点有别的专业人士划清界限，为入门者或顾客提供专业简介，在恭敬的非专业人士面前树立权威。它们建立、确认、协商、改变甚至终结给出者与接收者的关系。
相比惯例与故事，不太明显但同样重要的是，技术性说明的作者会根据对象的不同调整写作内容和风格
第六章 调和理由
是什么让理由可信？专于某类理由给定的人如何让专业以外的人领会他们的理由
用911事件作为案例，再次说明上述理由的不同：
故事：恐怖分子干的，但玩忽职守的官员给他们提供了机会。
惯例：现代生活遍布危险。
准则：因为我们有自卫的自由，我们必须打击恐怖主义
哲学家、神学家、宇宙学家、生物学家、医生、律师和将军同样如此。他们必须混搭四个主要选项：
- 只和同行的专业人士交流
- 向（部分）听者传授专业准则和技术性说明
- 将理由转述为高超的故事
- 指望有经验的翻译者和解读者从事转述工作
[Article] Liquid love? Dating apps, sex, relationships and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
是一篇关于线上约会的社会学文章，刚好这几天和朋友聊相关的问题。
先说说我自己的观点。个人来说在浪漫关系中谋求的是1+1>2，也就是说两方首先是完整的个体，如果带有巨大的空缺和渴望的话是非常危险的。虽然这个观点和我读的古典理论不相符就是了。
首先提到了社会学家Zygmun Bauman（之前读过他的《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他的“液体”系列已经加入了书单）在《液体之爱》中提到的担忧：单配偶制度、付出和浪漫爱情将会被约会软件瓦解。结论是：并没有。
这里还提到了一个概念是“Plastic sexuality”，乍一看想起了竹内玛莉亚的city-pop名曲《Plastic Love》。也就是说一切也人的本能为导向——男人的肌肉，女人的腰臀乳房。基于这样的视觉刺激产生的感情是和浪漫感情相反的“Confluent love”（虽然我没搞懂confluent是什么意思，姑且理解成“流动的”）。当然我这里不是反对审美追求，健康的身体是合理的追求，我反对的是对于概念的混淆，错把非条件反射当作指路明灯。这种结局只能是脆弱的（flimsy）短暂关系。
作者通过分发问卷来调查Tinder为代表的软件使用者的反馈。提出了一些关于约会软件的正面作用，比如说效率更高、范围更广等等。
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self-commodification & self-branding” 这个角度。一方面又把人际交往变成消费化的趋势。我本人有隐于世的诉求，彰显自我显得多余，自然不会考虑这么多。而社交软件求偶正是一个自我推销的过程。我在某书上看到三个月约会七十多次，让人瞠目结舌。当然，人各有志就是了。
相关阅读：为什么爱让人受伤, The End of Love
The Fire and the Sun - Why Plato Banished the Artists
本来以为《理论的幽灵》和死活读不完的巴特（澄清：书很好，内容绝美，因为我是当代餐，所以一口气吃不了很多饭，为了健康主张少食多餐）已经让我“坐牢”了。这本让我有点崩溃的是一百多页的内容，居然没有分章节。读到三分之一已经很头大，只能先停下来整理一下再继续了。我记得开这本书的时候在Rittenhouse，读什么都憋屈，之前帮人找的In Defense of History，食之无味。打开这本好歹让我看下去了，现在过了三分之一，下车也迟了。
毕竟我手上的版本有一些错漏和排版问题，还是想着找找别的版本，找到出版在一个柏拉图相关合集里，一共才31页，但是对比发现删减了很多段落，而我在那些段落有很多注释，于是作罢回来“坐牢”。
Iris Murdoch生前执教于牛津古典学系。
为什么柏拉图对艺术家敬而远之、对艺术抱有敌意？这是本书的核心问题。
他评价他之前的艺术：
artists can produce what they cannot account for
柏拉图认为“人生是从表象到真实的朝圣（a pilgrimage from appearance to reality）”，这个理论在“理型论（the Theory of Forms）”里有展开阐述。这样的朝圣又在《理想国》里阐发成著名的“洞穴比喻”：
The pilgrimage which restores our knowledge of this real world is explained in the Republic by the images of the Sun and the quadripartite divided Line, and by the myth of the Cave
首先看柏拉图对于艺术的态度。柏拉图认为艺术应该让人获得禁欲式的平静，但是音乐和戏剧总让人激情澎湃，这在他看来是低级的趣味。
Music and the theatre should encourage stoical calmness, not boisterous uncontrolled emotion.
the good man is quiet and always the same. Artists are interested in what is base and complex, not in what is simple and good. They induce the better part of the soul to ‘relax its guard’. Thus images of wickedness and excess may lead even good people to indulge secretly through art feelings which they would be ashamed to entertain in real life. We enjoy cruel jokes and bad taste in the theatre, then behave boorishly at home. Art both expresses and gratifies the lowest part of the soul, and feeds and enlivens base emotions which ought to be left to wither
另外一方面，柏拉图的美学观念和理性联系起来：
…only rationally controlled pleasures are good, and that intelligence
Quality of pleasure is here linked with quality of beauty
Beauty is allowed only an extremely narrow connection with the pleasures of sense, though in so far as it is a proportion-bearing feature of the cosmos it is an aspect of Good, and as such properly attracts our love.
这里提出一个问题：“美学的”和其对立面“实用的”的界线在哪里？
what is aesthetic (‘contemplative’) as opposed to what is grossly didactic (‘practical’),
柏拉图认为，美学是道德上的美丽，真善美概念不可分：
aesthetic is the moral … as it can provide therapy for the soul
The area of acceptable art where pure pleasure, true beauty, and sense experience overlap is very small. Decent art must obey truth; and truth is expressive of reality
而艺术只能偏居一隅：
Art should thus take its humble quiet place in a life of virtuous moderation
柏拉图对戏剧深恶痛绝，认为不应当通过模仿讥讽他人来自愉悦自我，似乎在他的眼里好人不该露出笑容（尽管他自己的作品里充斥着玩笑）。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那我们什么时候能笑呢？我在脑子里笑一下不行吗？
柏拉图认为艺术必须被净化，因为艺术充斥着色欲，这种低俗的快乐是他不能容忍的。
让我们暂时看向不同时代的托尔斯泰和康德，他们两个人和柏拉图一样有对快乐的避讳。托尔斯泰认为，美和快乐相关，而艺术和宗教有关联，艺术的功能就是获得最高的体验；而柏拉图也想要把艺术和美割席，因为美太庄重，而艺术，低俗。
而康德想要把美和道德割席。真实的东西总归是不纯净的，只有把欲望隔绝开，才能有纯洁无暇的美。
菲力帕斯（Philepas，享乐主义代名词）形容
Iris Murdoch Defends Art Against Plato - NYTimes Review
[Article] Lost in Translation
I haven’t watched the file Lost in Translation (2003) directed by Sofia Coppola, but this review provides an impressive standpoint.
The theme of the movie is disconnectedness. Bob was a fading movie star coming to Japan for filming a commercial. Charlotte came to Tokyo with her husband John, a busy photographer. Their encounter and farewell both took place in Tokyo.
‘Kyoto may be muted, but it is alive. Only Charlotte is not quite a part of it yet. She is still alone.’
And yet when Bob and Charlotte are with each other, language is brave in another way. The most profound moments they share with each other are ones in silence.
Sounds in these scenes are used to emphasize restlessness, frustration, and dissatisfaction. Snores, alarm clocks, or midnight faxes punctuate the silence.
Charlotte’s husband seems like the guy in I Fell in Love Like a Flower Bouquet, too busy in work, too little in life. As like myself. Well considering the content of my blog I still have life but just not that kind of life
This newfound independence within their (Bob and his wife’s) marriage might seem like an entirely good and natural thing. However, conducting one’s life without enmeshing it in the lives of loved ones is a quick and easy way to dismiss those people’s importance in one’s life.
When one has been in a relationship with another person for a long time, the individuals in that union have a tendency to go into “auto-pilot.” Bob and his wife might be in a stage in their relationship where they each assume everything is fine without bothering to check on their relationship every once in a while to make sure.
The state of “auto-pilot” can be good from the aspect of long-term stability, knowing each other well enough. But it can also mean mundane.
The plot reminds me of B, where one of the protagonists is also actor, and both in a foreign context. A temporary relationship. In B they are by no means a couple but they get to hold on each other, for a while. NYC is overwhelming for J while M is a dependable guide. Not like Bob and Charlotte, they are both single at the time so the relationship is ‘legal’. They enjoy each other’s companion and that’s it. They are not a thing while they are everything but something. To give it a name is so hard. Every interaction is distinct and not resembling the other. Confession is just to make sure we are on the same page. I have all the method to attain the same outcome.
Being attentive to the hidden pains of others and being willing to endure the mundane to reach the extraordinary is something Bob and Charlotte lack in the relationships they already have when their characters are introduced to the viewer.
Charlotte likes to watch the activity of the world she feels detached from . . . from a relatively safe distance, that is.
Living in a different culture, I have the exactly same feeling of “outsider”.
Fame is really just amplified applause (or alternatively booing, as the case may be). Real success is a quieter, more stable affair.
The outside world seems intent on swallowing them, which is why the relationship they develop with each other is so vital to their survival.
Intimacy and isolation are indicated by the same methods. The “coziness” of two people sharing the screen can quickly turn into alienation depending on who is within the same frame. Wide-open spaces can be either liberating or make one feel small and insignificant.
Really is staying with someone one feels the most comfortable with.
This is the soundtrack that those who exist within the world of the film are not privy to. Only the audience is invited to listen.
I left a playlist of “10 soundtracks of my life”, which summarize my past till now. Somehow by prying one’s playlist one can know the current state of an individual. Sharing a track can be easy while intimate.
The review also touched on the topics of existential Crisis and middle-age.
His life is supposed to be glamorous and relaxing since he has already “made it” as a movie star. He is no longer under the heavy glare of camera lights that a younger movie star on the rise would be.
To sum up, an indeed well-written one worth reading.